1970年9月初的一天，我乘坐Penn Central运输公司幸存的一列火车前往纽约。《华尔街日报》上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个糟糕的年月，报纸上总是充斥着令人心悸的新闻，因此这篇没有被安排在显要位置的报道一定被许多读者忽略了。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宣称，其瑞士支行蒙受的损失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瑞士分支？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那可是我的银行！

　　在这里，“那是我的银行”并不是指我在这家银行拥有支票账户，而是意味着我拥有这家瑞士银行的部分所有权。它是我做过的最大、最稳固、最安全的一笔投资。用业内人士的话讲，这家银行就像保险柜那样可靠。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拥有这家瑞士支行的大部分股权，前者是全美最大的15家银行之一，资产规模在西海岸排名第二，它隶属于业内龙头—世界最大的银行持股公司Western Bancorporantion。

　　克利福德•特威特（Clifford Tweter）是Western Bancorporantion的总裁，同时也是这家公司旗下的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的副主席，昨天晚上，他屈尊向人们解释了亏损发生的原因。他声称，在针对瑞士这家银行的审计工作完成之后，自己将能够提供更加完备的数据。这项工作大概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就告一段落。“我想这一次我们不必使用专业术语。”特威特先生表示。

　　位于巴塞尔的这家机构陷入了困境，该机构58％的股份由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持有……其余的42％则掌握在“一群主要由散户组成的投资者”手中。

　　在我买进这家瑞士银行的那一年，市场上一片歌舞升平。对于一位拾到一笔意外之财的普通美国男性来说，他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享受金钱带来的快乐。他可以买下一艘漂亮的单桅帆船（快船和汽艇更不在话下），然后来一次环球航行，到肯尼亚去捕杀大象。他也可以让自己成为一支职业橄榄球队的老板，在欢呼声、香槟酒和湿毛巾中间对着电视镜头发表演讲。我可不会像他们那样去做，我的选择是买下一家瑞士银行。也许这是因为我看了太多埃里克•阿姆布勒（Eric Ambler）的电影的缘故。当你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时，你可绝不能只盯着报纸头条，它们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你应该观察第纳尔的上涨和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的下跌，这些不易察觉的波动会告诉你，彼得•洛（Peter Lorre）和悉尼•格林斯特里特（Sidney Greenstreet）正坐在东方快车的包厢里赶往伊斯坦布尔。他们在寻找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你也一定还记得怎样回到瑞士，在那里，老奸巨猾的间谍正用风琴演奏着巴赫的旋律。

　　还有什么会比一家瑞士银行更加安全？它就像是一把保护伞，缓冲掉美元波动带来的损失，而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家银行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美国经济正在欧洲寻求扩张，迫切需要商业银行为它提供服务，相应地，美国银行纷纷在欧洲设立分支机构。在海外，美元数量急速扩张，欧元的交易也十分活跃。美国人试图在欧洲成立新的银行，但这样的做法费时费力；而如果美国的银行家们能够购买一家当地的机构，他们就可以迅速地开展业务。因此，当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接管了这家位于巴塞尔的瑞士银行时，我们的高级合伙人团队十分欣喜。显然，我们的银行将会成为“大扩张”中的一分子，随着时代的浪潮向前迈进。

　　在报纸上刊登坏消息的那一天，我来到办公室，拨通了061 35 94 50—这是这家瑞士银行在巴塞尔的办公室电话。当时的我虽有几分焦虑，但还不至于惊慌失措。的确，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最大的一笔投资陷入困境，但毕竟我们和伟大的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站在一起，拥有这样一个合伙人，事情还能糟到哪里去？这就好像和Cunard公司共同拥有一艘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如果你听到了船体和冰山的摩擦，你至多只会担心油漆的脱落。

　　电话拨通后不久便有了回音，不过这家银行的办公室似乎正处于混乱状态。我要求和保罗•厄尔德曼（Paul Erdman）通话，这位38岁的美国人是这家银行的行长。我被告知厄尔德曼和他的秘书都不在办公室，而听筒的那一边似乎有人在用德语进行着交谈。

　　一位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厄尔德曼先生不在这里，他已经不在这家银行工作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知道。

　　“从昨天。”那个声音说道。我问他，在哪里能够找到厄尔德曼，他让我试试厄尔德曼在巴塞尔的家庭电话，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厄尔德曼确实在那里，和往常一样，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轻快。

　　“我辞职了，”厄尔德曼对我说，“不过我现在仍然是这家银行的顾问。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也许你已经听说了。”

　　我告诉他，我刚从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交易账户出现了3000万美元的亏空。”

　　3000万美元？

　　和美国银行不同，瑞士银行可以同时在市场上充当经纪人，并且可以交易自己的账户。在1969年底，我们拥有的这家银行报告资产达到6900万美元，当然，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债务作为支撑，银行的资本尚不足900万美元。这意味着，3000万美元的亏损足以毁掉三家相同规模的银行。我向厄尔德曼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不会让这家机构倒闭的，”厄尔德曼回应道，“他们必须让银行继续经营下去—否则他们就会名誉扫地。”

　　我想知道，那3000万美元去了哪里？

　　“它们被弄丢了，”厄尔德曼回答，“我们在交易中损失了这笔钱，一位商品交易员要对此负责。”

　　“听着，”我说，“我见过有人亏损100万美元甚至200万美元。但是亏损3000万美元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确实亏损了这么多，”厄尔德曼说，“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会想办法弥补这个损失。你的股份会被稀释，但是银行还会继续存在并经营下去。”

　　“那么你为什么要辞职呢？”我问他。

　　“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而我是这家银行的负责人。”

　　在那一刻我突然对他生出几分同情。对我而言，这家银行只是一笔投资，而对厄尔德曼来说，这是他的“作品”，他花费了好几年的心血才让银行发展壮大。于是我关切地询问：“这一定让你很不好受吧？”

　　“没什么，我很好，”他回答道，“明天我会去银行，帮他们做做整理。”

　　很遗憾，厄尔德曼没能成行。在这次通话后不久，他被巴塞尔当地的警察带走了。事实上，警察逮捕了这家银行所有在瑞士境内的官员。董事会主席弗兰克•金（Frank King）和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的副总裁维克特•罗斯（Victor Rose）因为身在洛杉矶而幸免于难。将银行董事会成员送进监狱是瑞士人的特色，我还从未听说美国人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