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德曼将在巴塞尔监狱中度过10个月，其中大多数的时间是单独监禁。人身保护权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而在瑞士，为了进行调查和取证，他们可以任意延长你被囚禁的时间。瑞士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十分有效。

　　几天之后，我去厄尔德曼的家中拜访了他漂亮的妻子海莉（Helly）。

　　“真是一场恶梦，”海莉向我抱怨，“没有人和我说话。他们不让我和保罗见面。我担心我的房子被人监控了。这一切就像是电视上的蹩脚真人秀。”

　　他们怎么能不经过诉讼就随便抓人？

　　“这里不是美国，”海莉说，“瑞士人经常说，Verdacht der ungetreuen Geschaftsfuhrung。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将这句话翻译过来。”海莉是土生土长的巴塞尔人，但却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我想，”她说，“这个词组的意思是：莫须有的银行犯罪。”

　　我在英语里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是的，英语里找不到类似的表达，”海莉说，“但在瑞士，这种行为非常严重，甚至比谋杀还要严重。”

　　事实也许的确如此。瑞士人并不认为长时间的刑罚能够体现出司法的公正。当时巴塞尔监狱中关押着一位囚犯，他用钝器击碎了妻子的头骨。用这位先生的话说，他的妻子十分唠叨和挑剔，喜欢将他呼来喝去。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将妻子谋害，然后来到市区寄出一封自首信。谋杀一个人判刑5年，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提前1年半获得释放。而在瑞士，几乎每个囚犯都能得到提前释放，因为他们都能做到“举止得体”。

　　1970年9月16日下午两点，加州联合银行巴塞尔支行关门歇业。根据审计结果，这家机构的亏损接近4000万美元。来自洛杉矶的加州联合银行代表向伯尔尼的瑞士银行业管理协会陈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声称，自己将向存款人和债权人提供赔偿。在给股东的报告中，加州联合银行对赔偿做出了解释：一家大型国际性银行拥有业内其他银行的存款，因此如果这家银行“赖账”的话，它将无法再在业内立足。报告声称，亏损的金额将处理为正常和必要的商业费用，在从内部收益中减去这部分费用之后，能够节省的税款大约相当于亏损金额的一半。此外，保险公司也将提供1000万美元的赔偿。在纽约股票交易所，Western Bancorporation的股票一度下跌了2.5%，但随即又回升了2%。该公司1969年的税后净利润略高于6000万美元，因此，1000万甚至2000万美元的亏损虽然会带来些许不快，但还不至于给公司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

　　Western Bancorporation是一家公开上市交易的公司，而加州联合银行巴塞尔支行则为私人持有，其所有权属于位于洛杉矶的银行总部，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初级合伙人。没有人将更进一步的信息通知合伙人—至少我没有接到电话，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号码。我只好去找这家银行的一位投资经理，他同情地表示自己其实也对此一无所知，并建议我将手头的股权证明拿去做墙纸。

　　“把股票撤销。”他说。

　　“从哪里撤销？”我问。

　　到最后我和他们玩起了游戏。我给银行主席弗兰克•金的办公室打电话，小心翼翼地解释致电的目的，并表明自己的初级合伙人身份。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会记下留言，弗兰克•金也会给我回电话，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在经历了31次失败的尝试后，我最终放弃了打电话的努力。我只能得出结论—没有人想和我说话。毕竟，我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我们之间也确实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但当麻烦降临时，银行家们的舌头像是打了结，变得守口如瓶。

　　我的电话打了几个星期。保罗•厄尔德曼则在转瞬间失去了工作，他留下的唯一真正财产就是银行的股票，因此海莉只得去找一份秘书的工作来养家糊口。审计员们驻扎到银行内部，但却没有人能说清这4000万美元怎么会从一家现代化的银行机构，特别是一家瑞士银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保罗被囚禁在狭小的单人牢房，他有一间厕所、一张折叠床和一张桌子。

　　我的银行破产了。

　　1968年的夏天，保罗•厄尔德曼造访了我的办公室。他又高又瘦，戴着眼镜。当时我们正试图了解一些关于欧洲银行的知识，厄尔德曼则应邀来为我们介绍瑞士的情况—瑞士人并不热衷于推销自己。在餐桌上，厄尔德曼开始向我介绍他在巴塞尔的小银行，这让我渐渐喜欢上了他。

　　我对那些拥有宏伟计划的小公司总是情有独钟。经营通用电气这样的企业很难让人觉得有趣。但和一群拥有正确想法并迫不及待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在一起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和他们一起获得成功不仅令人振奋，还能让人从中体会到乐趣。当然，要想取得胜利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正确的想法，充足的资金，而在现存公司感受到震荡并发出抱怨的声音时，你必须准?好相应的针对性策略。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将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凝聚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激发，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这一点恰恰也是最难做到的。对于任何想要快速成长的企业，人才都是最为重要的资源，而在崛起的过程中，领导者很容易自我膨胀，丧失自己对人才的敏感。

　　回想起来，我大概参与过十多次风险投资，取得的成绩并不比任何人差。在风险投资业相对轻松的时期，10或15家新兴企业中通常能诞生一个大赢家，而这一家企业就足以为你的其他失败投资做出补偿。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投资了一家生产雷达天线的公司，它的销售额每年都在翻番，吸引了海军的大批订单，但是这家公司的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很快就陷入了资金的匮乏，直到破产时都没能成功向公众发行股票。还有一家公司生产电子评分机，他们的产品本来很有希望在学校大受欢迎，可惜的是，在程序尚存在漏洞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产品卖了出去，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另外一家企业生产一种特殊的打字机，当你按下键盘的时候它会和你说话。

　　有一种设备能够为人们减轻加班的痛苦。你不需要花高价请来临时员工，只需对电话机旁的附加装置发出指令，Dial Dictation公司就会在第二天早上为你安排好一切。这家公司遇到了一些麻烦，公司主席在一天夜里给我打电话，我当时还住在加利福尼亚。谈话快要结束时，我问他为什么突然想起我来，我既不是大股东，也不是董事会成员。

　　“其他人都不愿意和我谈话。”他说。

　　当然，风险投资也不乏成功的案例：Control Data买下了一家激光公司，这家公司生产的用于原子检测的设备不仅使得首次公开发行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帮助公司在1967年的热潮中大赚了一笔。直到那时我的基本理念也未曾动摇：你不会因为拥有通用汽车的股份而变得富有，因为通用汽车已经是一家成熟的公司。你应该做的是复制这家公司的成长模式，去找到“下一个施乐”。

　　我投资过会和人说话的打字机，也曾钟情于电话机的附加装置，但我从未想过购买一家瑞士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