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我的瑞士银行如何亏损了4000万美元并走向破产 6
超级金钱 作者:亚当·史密斯 2007-06-28 04:24
“你有了一位新储户,”我对保罗说,“不过这位储户没有秘密账号。”
“好极了。”保罗说。
“那么,既然我已经加入了你们,”我说,“告诉我实话,我们的储户中是不是有南美的独裁者?”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保罗说。
“我敢打赌,我们至少有一个黑手党客户。不和黑手党打交道,那还能叫瑞士银行吗?”
“噢,天啊,”保罗对我无可奈何,“你要知道,这家银行可是要公开上市的。”
我们在银行大楼中漫步,保罗将银行职员一一指给我看。其中一位正在一间小屋子里辛勤地计算。保罗告诉我说,这位先生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本人就是一位千万富翁。我有些不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到一家银行来上班?
“首先,”保罗向我解释道,“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得干活,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如果你想过花花公子的生活,你可以去法国、伦敦或者纽约。瑞士的圣莫里兹是供外国人消遣的。其次,在瑞士,你永远也弄不清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巴塞尔的一些家族拥有的净资产不下10亿美元,他们的房子看起来严肃而古板,和奢华沾不上边,但如果你到他们家里去,你也许会在墙上发现毕加索和雷诺阿的名画,当这些人闲下来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跑去非洲狩猎,或是到南美洲旅游,总之他们从来不在巴塞尔露富。瑞士人并不看重你拥有多少财产,关键是你自己能挣多少。”
在回家的路上,保罗将我带到一座天主教堂,我们站在教堂顶层俯瞰莱茵河。随后我们又到老城区中漫步,四处都是修建于14和15世纪的老式建筑。
“巴塞尔人的本领来自于那些被天主教迫害的人们,”保罗告诉我,“流亡到这里的新教徒有两种本事。他们不受天主教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借贷资金,兑换外币,于是银行业慢慢在这里发展起来。他们还懂得怎样给布匹上色。在19世纪,这个行当很自然地发展为化工业,而在20世纪化工业又催生出制药业,这就是巴塞尔能够成为一个巨大的化工-制药中心的原因。”
保罗的房子有一个天主教式的天花板,书架上摆着三种语言的书。这幢房屋坐落于巴塞尔的传统居住区。厄尔德曼家族并不习惯铺张奢侈的生活方式,家里只有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女佣。
“有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真是件好事,”保罗的妻子海莉对我说,“这在美国司空见惯,但瑞士人并不经常这么做。到别人家中拜访几乎就意味着进入了别人的家庭。在瑞士,人们只和自己的亲戚一起吃正餐。”
“你也许每年会去同行家中拜访一次,”保罗补充道,“人们将这种事情处理得很正式,甚至有些呆板。你必须穿上燕尾服,还得提前给主人送花。”
“饭桌上的谈话也很呆板无趣。”海莉说。
“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巴塞尔人在自家后院举行烧烤野餐,”保罗说,“瑞士这个国家很看重私人空间。”
我们讨论了银行的计划。我们将在苏黎世设立分支机构,然后扩张到日内瓦和布鲁塞尔,最后,银行将面向整个欧洲发行股票,并将业务拓展到离瑞士很远的地方。
“保罗对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海莉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好跟你说—他甚至和建筑师争论银行的楼梯应该修在什么位置。”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银行。在那里我翻阅了几份关于欧洲事务和欧洲货币情况的报告,同时我也通过我的新银行完成了一笔投资。
国际结算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的票据交换所。政府间的货币互换通过这家银行得以完成,而如果某国政府在其国际账户上的赤字过于庞大,国际结算银行就会向其提出警告。该银行的股票由各成员国政府持有: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等。有时这些股票中的一小部分会在市场上游荡,我就曾经花大约1100美元买了一股。于是,国际结算银行的股东变成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亚当•史密斯。我曾想过和其他股东见见面,但从来没有找到过合适的时间。
保罗送给我一份礼物,一个坏掉的可可豆荚,因为他很喜欢我在上一本书中关于“可可事件”的描写。我们一起拿着这个豆荚在国际结算银行的门前合影留念。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照片无疑是绝妙的讽刺。
我乘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据说瑞士的火车十分准时。这列火车的出发时间定在11点59分,在11点57分的时候我开始看表,发现火车出发的时间提前了10秒钟。
在苏黎世我约见了几家主要银行的官员。有时我会有意地在谈话中提到萨利克银行的名字,以观察他们的反应。事实上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收到多少反馈。即便是听说过这家银行的人也对它知之甚少,一位银行家则表示,在他眼中萨利克银行“很有侵略性”—在瑞士这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
苏黎世之行坚定了我内心深处对瑞士的看法。现在,我意识到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穿梭于各家银行并不能帮助我对这个国家做出正确的判断—也许到滑雪场、巧克力工厂或者钟表生产商那里呆上一周之后,我又会对瑞士做出不同的评判。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瑞士能够成为银行界的 “商标”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为什么大家都青睐瑞士的银行?大多数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却单单只有瑞士成为了黎巴嫩、巴哈马、乌拉圭等国的模仿对象。黎巴嫩甚至干脆直接照搬了瑞士的银行法令。瑞士人为什么能在这个行业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他们很有“瑞士风格”。即便我的萨利克不是一家典型的瑞士银行,它仍然能带给我面对未知财务风险的信心。
公平地讲,瑞士本应在这个世界上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一提起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延绵不绝的山地。在瑞士,只有7%的土地可供耕种,这意味着他们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和欧洲大多数地区不同,瑞士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工业资源极其匮乏,而且这个国家还深居内陆。但是,瑞士人拥有实用主义的精神,强大的科技竞争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斗志。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瑞士没有大片的庄园和地产,行政区域的划分也殊为不易。每一个山谷中的“社区”都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这让瑞士人变得更加坚强。“如果你模样长得难看,那么就把歌唱得动听一点”—这句谚语并不是出自瑞士人之口,但用在他们身上却很合适。
在中世纪末期,瑞士的一些小城市发现自己的地理位置正好横跨德国到地中海的商路,于是那里的人们开始从事糖、盐和香料交易,并将威尼斯的黄金和莱茵河畔的白银削价出售。根据一位名叫 T. R. 菲润巴赫(T. R. Fehrenbach)的作家所说,瑞士人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来说仍然无足轻重。勤奋工作、个人努力以及对金钱的追求,这一切都为当时的基督徒所不齿,而在苏黎世却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上帝掌管着天堂,金钱则统治着人间,甚至就连魔鬼也会为了黄金而翩翩起舞。”
“好极了。”保罗说。
“那么,既然我已经加入了你们,”我说,“告诉我实话,我们的储户中是不是有南美的独裁者?”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保罗说。
“我敢打赌,我们至少有一个黑手党客户。不和黑手党打交道,那还能叫瑞士银行吗?”
“噢,天啊,”保罗对我无可奈何,“你要知道,这家银行可是要公开上市的。”
我们在银行大楼中漫步,保罗将银行职员一一指给我看。其中一位正在一间小屋子里辛勤地计算。保罗告诉我说,这位先生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本人就是一位千万富翁。我有些不解—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到一家银行来上班?
“首先,”保罗向我解释道,“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得干活,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如果你想过花花公子的生活,你可以去法国、伦敦或者纽约。瑞士的圣莫里兹是供外国人消遣的。其次,在瑞士,你永远也弄不清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巴塞尔的一些家族拥有的净资产不下10亿美元,他们的房子看起来严肃而古板,和奢华沾不上边,但如果你到他们家里去,你也许会在墙上发现毕加索和雷诺阿的名画,当这些人闲下来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跑去非洲狩猎,或是到南美洲旅游,总之他们从来不在巴塞尔露富。瑞士人并不看重你拥有多少财产,关键是你自己能挣多少。”
在回家的路上,保罗将我带到一座天主教堂,我们站在教堂顶层俯瞰莱茵河。随后我们又到老城区中漫步,四处都是修建于14和15世纪的老式建筑。
“巴塞尔人的本领来自于那些被天主教迫害的人们,”保罗告诉我,“流亡到这里的新教徒有两种本事。他们不受天主教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借贷资金,兑换外币,于是银行业慢慢在这里发展起来。他们还懂得怎样给布匹上色。在19世纪,这个行当很自然地发展为化工业,而在20世纪化工业又催生出制药业,这就是巴塞尔能够成为一个巨大的化工-制药中心的原因。”
保罗的房子有一个天主教式的天花板,书架上摆着三种语言的书。这幢房屋坐落于巴塞尔的传统居住区。厄尔德曼家族并不习惯铺张奢侈的生活方式,家里只有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女佣。
“有人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真是件好事,”保罗的妻子海莉对我说,“这在美国司空见惯,但瑞士人并不经常这么做。到别人家中拜访几乎就意味着进入了别人的家庭。在瑞士,人们只和自己的亲戚一起吃正餐。”
“你也许每年会去同行家中拜访一次,”保罗补充道,“人们将这种事情处理得很正式,甚至有些呆板。你必须穿上燕尾服,还得提前给主人送花。”
“饭桌上的谈话也很呆板无趣。”海莉说。
“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巴塞尔人在自家后院举行烧烤野餐,”保罗说,“瑞士这个国家很看重私人空间。”
我们讨论了银行的计划。我们将在苏黎世设立分支机构,然后扩张到日内瓦和布鲁塞尔,最后,银行将面向整个欧洲发行股票,并将业务拓展到离瑞士很远的地方。
“保罗对每个细节都不放过,”海莉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好跟你说—他甚至和建筑师争论银行的楼梯应该修在什么位置。”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银行。在那里我翻阅了几份关于欧洲事务和欧洲货币情况的报告,同时我也通过我的新银行完成了一笔投资。
国际结算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的票据交换所。政府间的货币互换通过这家银行得以完成,而如果某国政府在其国际账户上的赤字过于庞大,国际结算银行就会向其提出警告。该银行的股票由各成员国政府持有: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等。有时这些股票中的一小部分会在市场上游荡,我就曾经花大约1100美元买了一股。于是,国际结算银行的股东变成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亚当•史密斯。我曾想过和其他股东见见面,但从来没有找到过合适的时间。
保罗送给我一份礼物,一个坏掉的可可豆荚,因为他很喜欢我在上一本书中关于“可可事件”的描写。我们一起拿着这个豆荚在国际结算银行的门前合影留念。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照片无疑是绝妙的讽刺。
我乘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据说瑞士的火车十分准时。这列火车的出发时间定在11点59分,在11点57分的时候我开始看表,发现火车出发的时间提前了10秒钟。
在苏黎世我约见了几家主要银行的官员。有时我会有意地在谈话中提到萨利克银行的名字,以观察他们的反应。事实上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收到多少反馈。即便是听说过这家银行的人也对它知之甚少,一位银行家则表示,在他眼中萨利克银行“很有侵略性”—在瑞士这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
苏黎世之行坚定了我内心深处对瑞士的看法。现在,我意识到花一个星期的时间穿梭于各家银行并不能帮助我对这个国家做出正确的判断—也许到滑雪场、巧克力工厂或者钟表生产商那里呆上一周之后,我又会对瑞士做出不同的评判。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瑞士能够成为银行界的 “商标”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为什么大家都青睐瑞士的银行?大多数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拥有完善的银行体系,却单单只有瑞士成为了黎巴嫩、巴哈马、乌拉圭等国的模仿对象。黎巴嫩甚至干脆直接照搬了瑞士的银行法令。瑞士人为什么能在这个行业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为他们很有“瑞士风格”。即便我的萨利克不是一家典型的瑞士银行,它仍然能带给我面对未知财务风险的信心。
公平地讲,瑞士本应在这个世界上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一提起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延绵不绝的山地。在瑞士,只有7%的土地可供耕种,这意味着他们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和欧洲大多数地区不同,瑞士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工业资源极其匮乏,而且这个国家还深居内陆。但是,瑞士人拥有实用主义的精神,强大的科技竞争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斗志。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瑞士没有大片的庄园和地产,行政区域的划分也殊为不易。每一个山谷中的“社区”都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这让瑞士人变得更加坚强。“如果你模样长得难看,那么就把歌唱得动听一点”—这句谚语并不是出自瑞士人之口,但用在他们身上却很合适。
在中世纪末期,瑞士的一些小城市发现自己的地理位置正好横跨德国到地中海的商路,于是那里的人们开始从事糖、盐和香料交易,并将威尼斯的黄金和莱茵河畔的白银削价出售。根据一位名叫 T. R. 菲润巴赫(T. R. Fehrenbach)的作家所说,瑞士人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来说仍然无足轻重。勤奋工作、个人努力以及对金钱的追求,这一切都为当时的基督徒所不齿,而在苏黎世却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上帝掌管着天堂,金钱则统治着人间,甚至就连魔鬼也会为了黄金而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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