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文（John Caloin）和乌尔里希•慈运理（Olrich Zwingli）改变了瑞士。他们让瑞士人相信，黄金是上帝送来的礼物，劳动则神圣不可侵犯。加尔文主义的理想可以概括为“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能够用耐心的劳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得到上帝允许的事业”（这里和下文的引语都出自陶尼（Tawney）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加尔文主义“也许是第一种认识到经济力量的长处并对其表示赞同的宗教教义”，而用慈运理的话说，“劳动是一件如此美妙而神圣的事情……它能使人们身体强健，并治愈愚蠢带来的病痛……在所有的生命形式中，惟有劳动者和神最为接近。”

　　于是，银行业成了新教徒的一幅画卷。用菲润巴赫的话说：

　　慈运理主义并没有打算让耶稣和贪欲之神握手言欢。他和他那些理性而又虔诚的信徒们从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瑞士人并没有迷恋金钱……他们崇尚金钱，这完全是两码事。怀着心中的敬意，瑞士人追逐、操作并合理地管理资金，这和德国人强调物质的唯物主义及美国人将金钱作为寻求地位和特权的工具的做法有很大差别……瑞士人并不是可怜的守财奴，而更像是教堂里的牧师。他们设立忏悔室，为别人保守秘密。

　　400年来，瑞士人恪守“金钱掌管人间”的信条，置身于政治纷争和宗教冲突之外。当瑞士人走上战场时，他们往往是在为别人征战—“瑞士雇佣兵”已经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坚强的神经、实用主义的精神以及对新思想的不信任构成了瑞士人的民族性格。如果通用汽车诞生在瑞士，出于对财富的崇尚，这个国家的人也许会为查理•威尔逊（Charley Wilson）（通用汽车的创立者）立一尊雕像。在瑞士人看来，封建制度、天主教、君主专制、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强大的中央政府、马克思主义甚至女性选举权都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些席卷世界的思潮掠过瑞士的山峰，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直到最近女性才获得选举权，但瑞士仍然是一个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当涉及到共有财产时，丈夫可以从银行那里获取与妻子有关的信息，而女性却没有对等的权力。）

　　外国人在两个方面受到瑞士银行业的影响。其中的一点就是瑞士人对于税收的态度。在慈运理的新教徒社会中，诚实是最好的美德，而劳动以及从劳动中获取的报酬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强硬的中央政府，国家由各州的联邦组成，因此不论以何种标准评判，国家税赋都不会太高。你通过劳动获得回报，然后缴纳税款，纳税是责任的一部分，而责任则是生活的一部分。在14世纪，奥地利人哈布斯（Hapsburgs）曾让瑞士人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日，直到今天他和他派来的执法官格斯勒（Gessler）仍然在历史课堂上遭到唾骂。瑞士的社会结构给予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没有哪届瑞士政府将逃税视作犯罪行为。美国人挣脱了大英帝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印花税和茶叶税，开始决定自己的税赋。而摆脱了哈布斯的瑞士人则觉得没必要再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复杂：他们已经吸取了教训。

　　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在追捕罪犯方面实现了互相合作—但前提是他们对“犯罪”的定义一致。如果你把从银行中抢来的钱存进一家瑞士银行，瑞士政府会很乐意帮助其他国家将你送进监狱—毕竟，不论在哪里，抢劫银行都是犯罪。

　　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流传过一则丑闻，一位名叫比利•索尔•埃斯蒂斯（Billie Sol Estes）的得克萨斯推销商卷走了大批资产，有传闻说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流入了瑞士银行，不过美国政府对比利•索尔•埃斯蒂斯的资产实行了税务留置，将这桩丑闻处理成了一项税收事务，对于瑞士人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必要再做追究。

　　外国人青睐瑞士银行还有一个原因—它们能够为你保守秘密。事实上，银行业对“保密”这个词并不陌生。在中世纪末期的银行风潮中，罗马人、日尔曼人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州郡都将保密条款写进了银行法令。直到今天，欧洲人对美国政府和百货公司能够从银行调取公民的过往财务记录仍然感到惊奇。截止到20世纪30年代，瑞士银行账户的保密性和其他国家的银行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如何为客户保守秘密终归是瑞士银行家自己决定的事情。

　　随着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的犹太人，开始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出希特勒的领地，盖世太保也尾随而至。为了寻找这些资金的踪迹，一些秘密警察采取贿赂或者诱骗瑞士银行员工的做法，而一些纳粹分子则想出了更加巧妙的计策：他们尝试着用德国富翁的名字往瑞士银行里存钱。如果瑞士银行中计接受存款，就等于告诉盖世太保，这些富翁的确在他们那里拥有账户。于是这些不幸的德国人会被抓去集中营，并被勒令将资金转回德国，然后遭到处决。许多从德国转出的资金至今还留在瑞士银行无人认领，现在它们已经被这些银行据为己有，因为根据瑞士法律，如果在20年后没有人宣称对存款拥有所有权，银行就可以将资金没收。

　　瑞士政府被盖世太保的诡计激怒，于是他们在1934年通过了新的银行法。银行的保密性被写进了刑法。泄露任何银行机密都构成犯罪，这一规定卸下了银行家们肩头的道德负担，同时也让外国客户确信，他们的存款受到瑞士法律的保护。

　　瑞士作为中立国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在这700年间，这个国家见证了世界范围内连绵不绝的战火。城堡被摧毁，国王被罢免，政府垮台，货币变得一文不值，民众家破人亡，妻子离开丈夫，丈夫离开妻子，孩子重复着父母的命运，强盗横行于市—如果政府能够避免腐败，如果货币不会贬值，如果税收适度，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人性不是这么容易被践踏，总之，如果全世界都像瑞士一样，那么我们也许就不再需要“瑞士”这样一个避风港。但是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离不开瑞士。在那里，银行里的钱是坚挺的瑞士法郎，并有黄金作为后盾。瑞士人就像爱护上帝花园中的花朵那样小心翼翼地管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这个比喻其实也不太恰当，因为瑞士人更看重资金的“保值”，而不是“增值”，他们履行着神圣的职责。

　　另外，这份职责利润可观。利润可观的行当还会是坏事吗？

　　自从来到瑞士之后，我便开始思考新教徒的道德观念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性影响。显然，瑞士的会计师和银行体系还欠缺些什么。在有些地方，某些瑞士人运作资金的手段并不恰当。我是应该接受华盛顿美联储的管束，还是应该相信瑞士银行家的道德水平？问题是，现在，即便在瑞士也没有人真的对上帝、加尔文或者慈运理心存敬畏。瑞士人将他们前辈的大多数传统继承了下来，但新教徒的道德箴言却被抛在了脑后。

　　在我第一次访问萨利克银行一个月之后，保罗和路易斯•索尔来到了纽约。保罗急切地想为银行找到一个承购人，以尽快向公众发售证券，在美国，承购人的角色一般由经纪公司扮演。同时他也想让银行更加深入地涉足资金管理领域的业务，为客户经营投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