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仅使用自己的账户购买 “租赁顾问”的股份，而且还以报告的形式向客户推荐了这家公司。我们的19位客户通过银行买进了这只股票。不幸的是，“租赁顾问”没能逃脱许多同类公司的命运。它的盈利被高估了，股票价格下跌到7美元。到1970年8月份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濒临破产，股价只有可怜的37美分。

　　银行又一次因为客户的损失陷入了困境。而这一次主要的损失出现在银行自己的账户—事实上，在这家公司身上我们损失的总金额达到200万美元，不过那19位客户最终还是拿回了自己的钱。在《华尔街日报》上，雷•维克（Ray Vicker）写道：“一位惊奇的客户声称，这是他第一次因为糟糕的交易而得到赔偿。”

　　与此同时，克默利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一块新的用武之地：可可期货。而当他在这个领域大展拳脚的时候，我们的银行已经成了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的一部分。

　　保罗曾经在1968年到西海岸进行过一次旅行，拜访他那些来自斯坦福研究中心的朋友。在一次酒会上保罗遇见了爱德华•卡特（Edward Carter），卡特在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公司Broadway Hale担任最高执行官，同时他还是加州联合银行和Western Bancorporation的董事会成员。卡特联系上了加州联合银行的副主席克利福德•特威特，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召开了一次有9个人参加的会议。特威特和加州联合银行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经理维克特•罗斯的立场一致。用保罗的话说，会议刚刚进行了10分钟，罗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能不能不收购萨利克银行？”

　　同年10月，在我造访巴塞尔之后不久，保罗在伦敦希尔顿酒店见到了加州联合银行的主席弗兰克•金，当时71岁的弗兰克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待了24年。金对保罗说：“我们打算买下你的银行。”他提出了三个条件：首先，洛杉矶的加州联合银行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次，查尔斯•萨利克及其家族成员不能继续拥有这家银行的股份；最后，银行的管理层必须保留下来。1月份的时候弗兰克曾经到巴塞尔视察过萨利克银行，勿庸置疑的是，他十分欣赏保罗•厄尔德曼。1969年3月，金和萨利克达成了口头协议，律师们开始投入工作。收购交易在5月份完成，双方对巴塞尔银行的估价为1200万美元。加州联合银行不仅看重我们在瑞士和欧洲市场上的位置，更吸引他们的也许是银行管理层中那些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洛杉矶的一位官员曾经透露：“我们买下这家银行，就是为了得到保罗•厄尔德曼。”而用《华盛顿邮报》的雷•维克的话说，金看待保罗“几乎就像看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加州联合银行在新成立的董事会里安排了两名成员。弗兰克•金成为了我们的董事会主席。洛杉矶对这次收购十分满意，萨利克银行迅速被更名为“巴塞尔－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在1969年的年报中，加州联合银行将这次收购列为其在该年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写进了附注。

　　保罗认为，和一家大型银行进行联合将有助于业务的拓展，但事情看起来并不是这么简单。他和弗兰克曾经讨论过一个旨在开拓国际市场的方案。按照保罗的设想，既然自己已经在斯堪地那维亚拥有了股东，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抢在当地资本的前面占领市场。他计划利用股东的关系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们会面，将他们的银行账户争取过来。

　　在加州联合银行接管我们之前，他们派来了自己的审计员。审计员披露了萨利克银行在白银交易中对客户的赔偿，不过这并没有对收购交易的完成构成障碍。事实上，正如保罗所说，加州联合银行和我们的联系并不紧密。“有时候，”保罗说，“洛杉矶会派来一位检查员。他会向我们打听附近是否有好的餐馆，并要求我们为他在边境那头的法国酒店里预订一个房间。”没有完整的方案，没有额外的预算，唯一的进展只是巴塞尔银行缓慢地进入了加州联合银行的报告体系。

　　与此同时，伯纳德•克默利正在摩拳擦掌，打算买下全世界一半数量的可可。

　　直到现在，这次导致银行走向崩溃的灾难性事件仍然令我心有余悸。投资“租赁顾问”的时候我收到了银行对这家公司的吹捧文章，并曾就此向路易斯•索尔提出过质疑。但却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们的银行将进入可可市场。

　　说起来，我自己也曾为了可可而疯狂，这还要追溯到温菲尔德那个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我和他经常坐在一起，悠闲地欣赏市场上股票的律动—就像两个坐在小船上观看鲶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的地方官。当时的股票市场已经趋于平静，风平浪静、单调重复的日子让每个人都觉得索然无味，不知何故，温菲尔德生出了一个念头，他认定世界范围内的可可产量即将大幅度下降。

　　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对我说过的话，“听着，我的孩子，物以稀为贵，当这个世界将要失去某样东?时，这样东西的价格必定会上涨。可可交易所的管理十分混乱，可可的价格只要上涨3美分就能让你的资金翻倍，人们会为此疯狂的，来加入这个聚会吧！”在当时，你只需投入一笔数额很小的保证金，就可以拥有一份可可合约。

　　为什么说可可即将变成世界范围内的稀缺资源？因为那些出产可可的非洲国家正处于政治危机的漩涡，并且黑荚果病也有可能再次爆发—这种灾害对于可可来说是致命的。动乱中的农民还没有来得及为作物喷洒水和农药就匆匆逃离了农场。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买进了一些可可合约，并热切地盼望着全世界陷入可可的短缺。据不可靠消息，人们在加纳发现了黑荚果病？好极了，我们为之欢呼。尼日利亚爆发了内战？这对可可的价格来说是件大好事—也许尼日利亚人不会再有闲心为这个市场提供商品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暴动、骚乱和农民的逃离，最好再来几场暴雨，让黑荚果病尽快爆发，这样可可的价格就会从每磅25美分上涨到每磅60美分，而我们正好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我们甚至派了一个名叫马文（Marvin）的布鲁克林人去西非探个究竟。马文对商品市场的情况有一些了解，事实上他在不久之前刚刚因为可可交易而破产。我曾经和马文一起去过阿伯克比，他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狩猎队员，还操练了一下如何使用猎枪，毕竟这是在非洲，这些东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马文从非洲传来的消息，终于我们盼来了他的电报：

　　这里断断续续地在下雨

　　 马文

　　以及

　　据旅馆里的英国人说，这里的可可树数量还和去年一样，衣壳蝇也得到了控制。

　　我们并不明白衣壳蝇和马蜂有什么区别，我们只知道它们能吞噬掉可可树。

　　最终，内战、暴动、骚乱和黑荚果病都没能阻止当年的可可产量达到和往年相差无几的水平。马文回到了美国，他的非洲之行是一次冒险，在那里他险些被一些当地居民扒光了扔进油锅。可可的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我们输掉了这场赌博。我将这个故事写进了《金钱游戏》，为此我和保罗还专门拿着可可豆荚跑到国际结算银行门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