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格林维尔哀叹道，“现在已经12点半了，我手头却还有4200万美元的现金。”是的，格林维尔一直在市场上追逐他的最爱，但是它们显然跑得比他更快，到现在为止，他一份股票也没有买进。

　　“市场移动得太快了，太快了，”格林维尔对我说，“我得等待市场回落，然后赶紧买进股票，这样总还有一些利润可赚。”

　　大约1点半的时候，市场的确出现了回落。这次回落大概持续了3分钟，但格林维尔却错过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忙于咀嚼烤肉、生菜和马铃薯。不管怎么说，3分钟的时间对于手头持有4200万美元现金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短了。

　　“全国所有的基金今天都会上涨3%，”格林维尔说，“这个星期它们将上涨8％，两周之内将上涨15%，而那时候我还会拿着这该死的4200万美元。”他在笔记簿上写下“4200万”，然后恶狠狠地盯着这个数字。“我明白了，”他突然说，“让我们买进那些对冲基金卖空的股票。”

　　你也许知道，对冲基金在市场的两端进行操作。为了提高杠杆效应，它们在买进一些股票的同时卖空另外一些股票。显然，如果市场急剧上扬，对冲基金必须将此前卖空的股票买回来。我们大约打了5个电话，找到了这些被卖空的股票。现在，我们可以买进这些股票，让对冲基金遭点罪了。我们给一家对冲基金打去电话，只是和他们聊聊。

　　这家对冲基金的人似乎得了妄想症。他们拉起吊桥，在堡垒上撒上滚烫的油，高挂免战牌。看起来，对冲基金似乎自身难保。交易量记录仍然在不停地刷新。

　　“我的一位朋友买下了一处养殖绵羊的农场，”格林维尔叹了口气，“也许这份投资的收益更高，生活也更风平浪静。”

　　“以你对时机的把握，”我的语气不无嘲讽，“你会在其他人即将大肆买进羊骨的时候把羊全卖了。”

　　“我们必须得买点什么，”格林维尔说，“我不能揣着钱在这里干坐着。再这么下去其他人会把我当成傻子，我会被他们赶出‘业绩基金联盟’。接通电话，搜集一些消息。我们买‘消息’。”

　　搜集消息并没有花太长时间。有一则流言是这样的，“我听说XYZ将会上涨4美元，但是华尔街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别去管为什么，等到明天就没有股票可买了。

　　于是我们不停地买进、买进、买进，电话响个不停，办公室里乱作一团。到这个交易日结束的时候我和格林维尔一起在地板上的“雪片”里进行清点。我们买进了一些格林维尔想都没想过的股票。唯一错过的恰恰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Burroughs、Control Data和 Mohawk。

　　“这是什么？”格林维尔说，“Union Carbide？一家爷爷级的公司？你疯了吗？10万份Union Carbide的股票？”

　　10万份Union Carbide的股票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400万美元。

　　“我一份Union Carbide的股票也没有买，”我回答他，“我让那个家伙别挂电话，我以为你是在和他说话。那时候有4部电话同时在响。”

　　“我从没买过这家公司的股票，”可怜的格林维尔说，“打死我也不会看上这样一家疲惫不堪的、老掉牙的公司。”

　　“我也没买过。”我说。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

　　“既然已经买下了，”格林维尔叹了口气，“管它呢。把它带回家，给它条毯子和一点热牛奶吧。”

　　第二天，《纽约时报》的记者要求格林维尔谈谈看法。格林维尔反应很快，他对此也早有准备。“我们的基金，”他说，“没有陷入恐慌，没有疯狂地去追逐Burroughs和Control Data。在这个混乱的时期，我们寻找的是价值。比如说Union Carbide，对固定资产的追加投入让这家公司变得很有吸引力。经过仔细深入的研究，我们相信，化工行业即将扭转颓势。”正如你现在知道的，《新闻周刊》后来将格林维尔列为了躁动时期价值投资者的“榜样”。另外4家基金随后也买进了Carbide，格林维尔充当了一回领袖。

　　报纸头条总是将一些关系不大的事情扯到一起：和平的希望刺激了市场，市场随着经济繁荣上涨。而购买恐慌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并没有出现在头条新闻上—它们隐藏在统计数据里。在这次巨大恐慌爆发前8天，3月22日，共同基金将价值34亿美元的证券套现，因为当时看起来前景灰暗。这34亿美元还没有将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包括在内。随后，人们开始玩起了疯狂追求业绩的游戏。这场游戏的首要目标是占领制高点，拥有那些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而要以最低的价格买进股票，你首先要将它们卖出，这样当你想买进的时候手头才有足够的现金。自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占得先机，而当你在战争或政治斗争中出现过激行为时，你的行动多多少少都会带有“恐慌”性质。在这种时候，一个诱因也许就能触发一场灾难。

　　对于基金而言，“业绩”是个新鲜的词汇，但是人们对快速收益的狂热追求却由来已久。在1935年，我们的圣人凯恩斯写下了下面这席话：

　　成熟投资的社会目标应该是击败那些给我们的未来蒙上阴影的黑暗力量—时间与无知。而事实上，正如美国人所说，如今投资的私人目标是“先发制人”，用机智战胜大多数人，把那些不好的、正在贬值的或只值半克朗的东西留给别人。

　　这种对若干月份后传统定价的基础指标做出预测的智力游戏……并不需要外行参加以供专业人士鱼肉，职业投资者们自己就可以玩起来。参加者也不一定非要对传统定价方法在长期中的有效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这就好像是在玩“叫停”、“传物”或是“抢椅子”的游戏—谁能不先不后地说出“停”字，谁能在游戏终了以前把东西传给邻座，谁能在音乐停止之前抢到一个座位，谁就是游戏的胜利者。这种游戏可以让参加者玩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东西总在传来传去，而当音乐停止时，也总会有人抢不到座位。

　　有时我会怀疑，出自《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这席话有一天会不会变得不再正确。过去和现在，这种游戏的确让人们兴趣盎然，波动变得越来越短促，越来越剧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消息”，而是投资界的气氛和人们的心理。一些市场上的“哥白尼”也许会说，“消息”并没有发生变化，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它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