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可可历险”中，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失败之处在于对信息的解读。这场游戏中有一些选手技高一筹，他们是好时（Hershey）、雀巢以及M&M，这些公司从事实际的可可交易，也能够分清衣壳蝇和黑荚果病。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多，因为它们在这个行业中已经待了很久。于是我决定，如果某一天我又莫名其妙地开始幻想从商品交易中赚大钱，我就去找一个漂亮的海滩，然后躺下晒太阳，一直躺到这种幻想从脑海中消失为止。

　　不幸的是，伯纳德•克默利并没有读过我写的这个故事。

　　我的瑞士银行就这样在柔和的夏日微风中蒸发得无影无踪，我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而洛杉矶加州联合银行的一位副主席对我说：“你知道，这与你此前在可可市场上的失败经历如出一辙。”

　　确实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手头并没有关于此事的全部资料，因为在瑞士，审判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克默利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瑞士政府对于让我和他交换看法完全没有兴趣。在马文的非洲探险结束很多年之后，克默利又重复了他的老路。

　　尽管我们在白银投机中遭受了损失，但保罗仍然坚持给予他的下属以充分的权力，用他的话说：“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一些银行客户的账户已经涉足了可可交易。不过据保罗说，那“只是数量有限的几份合约”。而按照我们“高贵”的传统，当市场吞噬掉客户时，银行就会挺身而出，替客户承担损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些合约的价值只在10万美元上下，我们不必紧张。”按照保罗的说法，所有这些交易账户都已经通过了加州联合银行审计人员的审查。

　　在经历了白银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挫折之后，银行急切地盼望着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保罗以才华出众和积极进取而著称，和剑道一样，他的个人风格讲求“致命一击”。

　　克默利一定是从某人那里听到了可可供应即将陷入短缺的消息。马文走过的路还历历在目，克默利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前往加纳的征途，他想在那里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后来我曾经向保罗询问，克默利在加纳都做了些什么？

　　“天晓得，”保罗说，“也许他在那里喝了很多啤酒。我估计他在加纳结识了一些有用的人，专家、商务使节或是经营可可买卖的商人。

　　1969年7月中旬，银行的商品交易部门出现了内部倾轧。在克默利休假期间，苏穆尔递交给保罗一份报告，揭露克默利一直以来的投机行为。据保罗说，苏穆尔发现了3000份可可合约，这些合约都把宝押在暴动、骚乱和黑荚果病身上。银行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我们将这些合约交易出去。”鉴于当时银行缺乏对商品交易员的约束机制，保罗新招募了年轻的瑞士会计师赫尔玛特•布鲁特斯奇（Helmut Brutschi），以加强控制。但是很显然，布鲁特斯奇从来没能真正投入工作，远在斯堪地纳维亚的保罗开始意识到，银行的经营需要受到更多的监管。他从国家收银机公司请来一位管理人员，但是这个人的工作“成效甚微”，而等到另一位来自Volkesbank的管理人员被招募进来时，银行的相关账簿已经被篡改了。

　　1969年8月，克默利度假归来，他立即炒了苏穆尔的鱿鱼。按他的说法，苏穆尔一直都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投机操作。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没人能够说清，因为这家银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而所有的卷宗都去了守口如瓶的律师那里。

　　巴塞尔—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购买了1.7万份可可合约，面值高达1.53亿万美元。对于这样一家净值在800万~900万美元之间的银行而言，这些合约的金额无疑称得上是天文数字。合约的销售方是市场上那些主要的商品经纪商：美林、海登斯通以及伦敦的Lomcrest。通常，这些经纪公司不会为一家资产800万美元的机构提供这样大的一笔信贷，但是我们信笺上的标识提醒了它们，我们是巴塞尔—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而人人都知道，加州联合银行拥有超过50亿美元的资产。

　　我们的银行再次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时机把握。它在可可价格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买进，当时每磅可可的价位在48美分上下，市场随即迅速下跌，到1970年6月，每磅可可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美分，按照10%的保证金率，银行已经失去了超过3/4的可可合约。我们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而在当时，银行的账簿记录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用瑞士银行监察协会审计官马克斯•斯图特（MaxStuder）的话说，“没人能够否认，这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真实的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而事实上，这只是此前欺诈行为的延续。在投资“租赁顾问”公司失败后，银行遭受的损失并没有在报表上得到如实的反映。“这些损失的金额实在是太巨大了，”保罗说，“一个季度便亏损500万瑞士法郎，没人敢把这样的数字写在报表上。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些损失在一段很长的会计期间内进行分摊，以使它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怕。”最初向卡尔滕巴赫推荐“租赁顾问”股票的挪威公司承诺，他们将以每股25美元的“成本价”买下这些股票，而在当时“租赁顾问”的股价已经下跌了近40%。作为回报，我们的银行决定对这家挪威公司在购买中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换句话说，这两家机构实际上在交易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挪威人的保证毫无意义。”保罗向加州联合银行这样汇报。而洛杉矶对此的回应是：“只要能让审计员们感到满意就行。”显然，加州联合银行并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妥。

　　上文中提到的“审计员”是指一家叫做Gessellschaft fur Bankenrevision的公司，这家审计公司隶属于瑞士三大银行中的两家：瑞士银行公司和瑞士信贷集团。审计员们不仅感到满意，而且还通过了一份隐藏了大约200万瑞士法郎亏损的资产负债表。

　　当可可价格出现下跌时，克默利和他的下属们绝望地尝试着在市场上买空卖空。与此同时，一些审计人员也试图将短期波动造成的合约损失降到最低，然而，即使是买空卖空也于事无补。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能带来一些利润，银行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盈利写进账簿，至于大量的亏损则直接被锁进了克默利的办公桌抽屉里。

　　在保罗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的第二天，我向他提出质疑，在一个人们普遍使用计算机，而且会计记录也得到规范的年代，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保罗说，商品交易和外汇交易并不在同一个屋檐下进行。“瑞士三大银行控制了外汇市场，而我们野心勃勃，不甘居于人后，很快就将自己建设成为瑞士第五大银行，在交易所里我们每天运作的资金超过50亿瑞士法郎。银行拥有的外汇现货和期货头寸超过了20亿美元。当你手中握着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在意区区几百万美元。”向加州联合银行出售可可合约的经纪商并不是在外汇交易部门得到支付。加州联合银行抽查了这家傲慢自大的分支机构，并指出20亿美元的外汇头寸对如此规模的一家银行来说过于庞大，他们建议保罗，也许10亿美元会是一个更加合适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