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和海莉下榻于洛杉矶的世纪广场酒店。加州联合银行的资深副行长尼尔•摩尔（Neil Moore）会见了他们。“不要跟我陈述细节，”摩尔说，“只需告诉我损失的金额有多大，精确到美分。”

　　8月30日，星期天，弗兰克•金带领银行一众官员在贝弗利希尔顿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与保罗会面。据保罗说，这位银行行长看上去泰然自若。“赚一些，亏一些，胜败乃兵家常事。”弗兰克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每个人似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不能将这些损失公开，以免银行遭到挤兑。“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有人问保罗。“我们能不能将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秘密来处理？”

　　加州联合银行的审计主管对损失的金额如此庞大深感忧虑。“如果是500万美元，我们还能够应付得过来，”他说，“不过2000万美元—即便对弗兰克先生来说，2000万美元的损失也意味着一个大麻烦。”

　　两天之后，保罗夫妇偕同尼尔•摩尔和银行的一位律师飞回了巴塞尔。海莉回忆说：“在这次飞越大西洋的旅行中大家都没说什么话。”外部审计员开始对银行的账簿进行审计，损失似乎还不只2000万美元，而是几乎达到了3000万美元。在洛杉矶的时候，保罗已经向加州联合银行递交了辞呈，但他仍然担任这家银行的执行官和顾问。洛杉矶表示，巴塞尔的这家银行仍将继续运转，而加州联合银行会出台一个旨在保护存款人和债权人的方案。

　　9月6日，巴塞尔—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召开董事会议，保罗在会议桌前并没有待多久，他被请出了会议室，并被告知已经被银行解雇。“我回到家里，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加州联合银行的官员赶往伯尔尼，向瑞士银行业协会提交了他们赔偿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计划。显然，这家协会更关心本国银行的声誉，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看到一家有美国背景的银行出丑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坏事—至少这能帮助瑞士人更容易地找到拒绝外国银行进入的理由。没有人知道在加州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业协会之间所发生事情的细节，有流言声称，协会告诉银行，如果他们在提供赔偿的同时能够宣布撤离瑞士，那么协会将尽力帮助他们逃避法律诉讼。9月10日，巴塞尔—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停止了经营，并于9月16日下午两点在银行门前贴出告示，宣布破产。

　　巴塞尔—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绝不是第一家走向破产的瑞士银行。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瑞士排名前7位的大银行中有3家最终没能逃脱倒闭的命运。瑞士银行将资产过度集中于德国，而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通货膨胀和纳粹的兴起打了它们一个措手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令它们在德国的投资经历了重重磨难。因此，银行破产对于瑞士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我的银行却注定会被写进历史—这是瑞士这块土地上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银行破产。

　　9月9日，星期三，保罗穿着拖鞋和衬衫，正打算下楼吃早餐，这个时候两名巴塞尔警察突然出现在他的门前。他们要求保罗跟他们回去接受质询。这一切都在保罗的意料之中，“我也许会在那里待上两三天吧。”他想。警察同时还逮捕了克默利、苏穆尔、布鲁特斯奇、路易斯•索尔以及艾尔弗雷德•卡尔滕巴赫。

　　保罗被带进一间单人牢房，那里有一个卫生间、一张折叠床和一张桌子。监狱里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上6:30开灯，然后会有一条扫帚从门外递进来。上午7:00的时候保罗会得到一杯可可和几片面包，偶尔还会被带到外面的空地上放半个小时风。中午11:00时午饭会从门外送进来。用保罗的话说，“午饭并不是想象的中那样糟糕。”晚饭时间是下午5:00，有一份汤和几片黑面包，晚上9:30之后则是熄灯时间。

　　每天早上8:00，典狱长会过来巡视，并从门外向保罗询问是否一切正常。

　　巴塞尔监狱是一幢阴森的17世纪的建筑，狭小的窗户附着在高高的楼层上。尽管没有遭到起诉，但保罗却不被允许与律师会面。他每周只能向外寄两封信，每星期只能接受一次15分钟的探视。几周的时间过去了，等待中的质询却还没有到来。

　　终于有一天，门外传来了钥匙转动的声音，一位看守走了进来，把保罗带到另一个地方去接受质问。我问保罗，那个看守是否全副武装。保罗回答说：“他只带着一条狗。”不过我想那已经足够了。保罗坐在桌子旁，面朝着另一边的预审法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调查官问。

　　对保罗的妻子海莉来说，日子变得越发艰难了。她和保罗的全部财产都放在保罗的银行里，因此她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海莉辞退了家中的女佣，到一家制药公司当起了秘书。

　　“我吓坏了，”海莉对我说，“在巴塞尔没有人肯和我说话。我觉得我的房子被人监控了。人们不敢给我打电话。这就像是电视上那些蹩?的犯罪真人秀。”

　　对此，海莉在巴塞尔的一位朋友声称，这就是海莉嫁给一个美国人的代价，这个美国人被野心冲昏了头脑，经常会有出格的行为，落得这样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而当地的一些人则向海莉提出建议，认为此时正是提出离婚的好时机。Helly则表示，“对于一个独自拉扯孩子的母亲来说，巴塞尔不是一个好地方，尤其当这个女人的丈夫遇到麻烦的时候。”为了将丈夫保释出来，海莉四处寻求律师的帮助，但是保释所需的费用高达100万瑞士法郎，这远远超出了她的承受范围。普遍的看法是，海莉的丈夫犯下的罪过十分严重，严重到不便拿出来进行公开讨论。即便如此，保罗还是没有遭到起诉。在瑞士，警察可以将嫌犯拘留三个星期，但如果在那之后当局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他们可以将拘留的期限一直延长下去。保罗在巴塞尔监狱里待了10个月—大部分时间里他被关押在单人牢房，既没有获得保释，也没有遭到起诉。当律师向他询问时，保罗表示自己的罪名很可能会是“不恰当的管理”，而不是“针对银行的犯罪行为”。

　　在那之后，我曾经向一位瑞士律师请教。“瑞士不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度，”他说，“我们没有人身保护法令，而在一个人被最终证明清白之前，我们也不认为他是无辜的。调查官的职责是尽可能地挖掘出事实的真相。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使监狱里的嫌犯与外界的人完全隔离，只和调查官进行谈话，效果将是十分显著的。”

　　我对此提出质疑，万一那个嫌犯是无辜的呢？

　　“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他会受到公正的对待，”这位瑞士律师回答，“我们会赔偿他因为待在监狱里而损失的薪水。比如说，一个无辜的嫌犯年薪6000美元，那么他会得到全额补偿。当然，就算他有罪的话，他在监狱里的劳动也能得到报酬，若是表现得好，政府还会多支付他一半的钱，此外，瑞士的刑期也不像美国那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