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的走势仍然可喜。在公司总部，由60~70个人组成的管理层不仅充满创造力，同时也拥有宽裕的资金以供支出。而在大学校园里，并不是所有的代理人都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张贴公司海报，他们中的一些人跑去了篮球场或者草地。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经营费用变得十分高昂。从校园里招募的一些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成效，而公司的一项邮递业务则纯粹是个灾难。公司不仅没有取得丰厚的利润，反而在1970财政年度的第一个季度遭受了150万美元的亏损。股票价格从36美元一路跌至1.5美元。

　　我并没有费力去考察摩根银行、北方信托、伊利诺斯大陆银行、银行家信托、曼哈顿基金以及芝加哥、哈佛、康奈尔这三所大学的捐赠基金因为持有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而遭受了怎样的损失。至少麦乔治•邦迪和福特基金会再也没有理由去指责后三家大学的谨慎。没有必要将这三家大学的捐赠基金列出来—事实上每一家投资机构都多多少少做过类似的事情，佛蒙特大学和锡拉库扎大学持有四季疗养院的股份，这只股票的价格一度达到91美元，但是疗养院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破产。Oberlin旗下的捐赠基金持有的权益资产在1970年损失了25%的市场价值；坦普尔大学在1967~1968年期间将投资组合中权益资产所占的比例从35%增加到85%，而当被问及这些资产的表现时，费城Girard信托公司的投资顾问回答道：“十分糟糕。”

　　舞会进行得十分愉快，很少有专业人士提前离开。尽管损失掉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但是这些专业人员仍然感觉糟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富有进取精神，争强好胜，渴望在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绩。因此我认为，举办一次行业聚会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作为投资界的一分子，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和会议担任主席。年会往往能够吸引到最多的银行信托人员和共同基金经理。在会议上，我们将那些创造出业内最佳业绩的专业投资人士聚集在一起，他们侃侃而谈，告诉人们是怎样的远见和洞察力引领他们取得成功。他们向听众解释自己刚刚购买的股票，并畅谈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当然，并不是所有创下出色业绩的人都称得上是投资天才，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也许在第二年就会遭受90%的损失，还有一些人也许只是运气好，恰好猜对了硬币的正反面。不管怎样，数据摆在那里，他们都站到了高高的讲台上。事实上，这些在会议上发言的人都拥有出众的口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就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等因素对投资的重要影响进行精彩的论述。我习惯于在会议上轻微地刺激一下发言人，提醒他们也许他们自己也曾购买过某只拙劣的股票—就像是古罗马战车上的士兵在统帅旁边轻声耳语，告诫伟大的征服者荣誉稍纵即逝。

　　如果当初的赢家能够站出来坦白自己的过错，那么在熊市过后最不景气的年份里，这将是一次宝贵的心灵“净化”。毕竟，所有的专业人士都隐瞒了一些不愿提及的秘密，他们也许悄悄地把自己持有过的糟糕股票扔到了卫生间的纸篓里。而我深信，投资界对过往失败的这种集体性失明将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因此，我想让与会的1500名专业投资人士来做一次集体的“治疗”。我想让以前的赢家勇敢地站到台前，向听众坦陈，自己不仅购买过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而且至今仍持有在手中准备卖给“更傻的傻瓜”。在戒酒互助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成员之间流传着一句话：如果你能面对你的同伴并向他们承认，“我叫约翰•琼斯，我是一个嗜酒者”，那么你就已经迈出了戒除酒瘾的第一步。能够从“治疗”中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坦白者，其他人也能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良心发现”，从椅子上跳起来高呼：“我购买过四季疗养院！”听众将大声向他喝彩。这样，每个人在离开的时候都会感到轻松和“纯洁”。

　　我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施。两位曾经的成功者心平气和地描述了自己做过的事情，并表示将会杜绝某些行为。他们再也不会对历史抱有如此局限的认知：局限的历史观点认为，在熊市中不要卖出好股票，因为它们很快就会东山再起。无论前景有多么诱人，他们再也不会让自己陷入流动性缺失的局面。此外，他们再也不会“爱上”股票，无视一次又一次的下跌。

　　“我们不够专注。”一位发言者这样说，他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10或15只股票身上，但是没有人对越南、柬埔寨、联储、华盛顿乃至整个世界投入足够的注意力。另一位发言者则表示，类似“股票的供给十分有限”这样的说法荒谬可笑。也有人声称自己将会无视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特别是那些在熊市中对你说“当你更加乐观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人。

　　听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切进展顺利。我邀请戴维•巴布森上台讲话。巴布森来自新英格兰，生性倔强但又和蔼可亲。当时，刚满60岁的他领导着美国的第六大投资咨询公司。用巴布森的话讲，这些年的股票市场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掷骰子游戏”。在他看来，如果任由错误的行为继续，如果“赢家全得”的赌博得不到遏止，那么政府很快就会介入。

　　巴布森曾经告诉我，当他带着哈佛大学的优异成绩回到位于马塞诸塞州格洛斯特的家中农场时，他的父亲正在菜园子里劳作。巴布森家族于1630年来到新英格兰，不过他们是普通的美国人，而非“高雅阶层”。除了经营农场之外，巴布森的父亲还是当地的兽医。巴布森穿过农场把好消息告诉父亲。“很好，”父亲说，“不过你已经回到家1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换上工作服？”

　　巴布森并不是一个随时都喜欢指责现状的人，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美国，人人都认为前景黯淡，但巴布森却保持了乐观的态度。他每周都给自己的客户写公开信，因为在他刚刚进入咨询领域的1940年，“这个行业还没有明确的约束”。在巴布森的眼里，最宝贵的品质是勤奋与常识—而不是聪明或者机灵。用他的话说，常识才是在长期中获胜的法宝。巴布森宣读了一张单子，上面列出了11位“恶人”。我把他请到台上，让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糟糕的市场状况应该归咎于专业人士吗？

　　“当然，”他说，“别无他人，正是这些专业人士，他们本应知道如何管理投资，但是却陷于投机中不能自拔。”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对此做些什么？”我问。

　　巴布森从眼镜片后面审视着听众。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离开这个行当。”他对台下说。

　　人群中发出不自然的笑声。我问巴布森，他心中是否有特定的人选。

　　“他们中有些人的办公室就在这附近。”他说。

　　我说我并不认识在这附近办公的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说，“一位新客户向我们咨询可能的增长率，我们告诉他10%，他说有人向他承诺过每年20%的增长率，于是我们问他，是哪个弗雷德向他做出了这样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