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最遭殃的那个人总是客户。正如那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所说，游客来到水边，向导指着一群停泊在港口里的豪华船只说：“瞧，那些就是银行家和经纪人的游艇，这是摩根的游艇，那是古德的游艇……”“那他们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呢？”天真的游客问道。无论客户是买进还是卖出，经纪商们都一样收取佣金，事情就是这样。

　　然而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客户可以赔得一无所有，而有些经纪人却让自己的资产变成了负数。

　　在受害者的名单中，最令我感同身受的并不是经纪人，事实上我认识的经纪人并不多。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和一位绅士聚在一起喝酒，他正在返回得克萨斯的路上。在他的家乡他以慷慨和勇敢闻名。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快乐的百万富翁迅速蹿红。而现在，他所经营的对冲基金似乎已经蒸发了。他决定与其呆在纽约不如返回得克萨斯，或许在那里他能重新找回自我。我们谈论了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开始频频看表。他说自己必须立即赶去巴士车站。巴士车站？我对巴士并不反感，但是从这里到得克萨斯实在太远了，于是我提议借给他41.05美元，这是飞机普通舱票价与巴士票价的差额。他不肯接受。“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还上这笔钱，”他说，“不管怎样，能看看沿途的风景也是件好事。”

　　不久之后，我接到了另一位绅士的电话，我和他见过一次面，但是并不熟悉。据我听来的消息，这位先生的公司破产了，他自己也落得一贫如洗。他想卖掉自己的酒窖，而他知道我对酒感兴趣，于是很自然地想到了我。

　　和邮票收藏一样，藏酒也是具有很高价值的资产。尽心收藏名酒的人拥有那些令人羡慕的特定年份的酒，在他们的藏品中，有一些已经在市面上找不到了。它们早已被买走喝掉，因此以任何价格都不可能再买到这些珍品。我的手里拿着铅笔，专心致志地倾听。我希望从他嘴里能够说出我想要的东西，比如三箱获过大奖的名酒。

　　“我有4瓶1962年的La Tache。”他说。

　　“4箱1962年的La Tache，”我重复道，“好极了，开个价吧！”

　　“不是4箱，”他纠正，“是4瓶。每瓶30美元，绝对值。”

　　“继续。”我说。

　　“3瓶1964年的 Chambertin-Clos de Beze。”我开始有些沮丧了。

　　“告诉我成箱的酒。”

　　“事实上我没有成箱的酒，”他说，“当然，我也可以把12瓶酒凑在一起，混装成一箱。”

　　他把单子上的其他收藏念给我听。都是很好的酒，显然，他为此精心储藏了很多年。遗憾的是，这些酒都是独立瓶装的。

　　“听着，”我说，“这些收藏很棒。但是就算我慷慨地出价，你的整个酒窖也只能卖到600美元左右。”

　　“给我650美元，它们就全是你的了。”他回应。

　　“你不会落魄到这种地步吧，”我说，“在得克萨斯有一句话，一个人只能穷到剩下房子和马。我想在这个国家应该还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只能穷到剩下最后20瓶酒。”

　　“我现在欠着债，”他说，“你想要这些酒吗？我可还有其他的买家。”

　　“如果我穷到只剩最后的650美元，”我说，“而人们要来搬走我的酒的话，那么在前一天我会到酒窖里打开所有的瓶塞，举办一次足以让人们津津乐道50年的盛大宴会。”

　　事实上，我给他的建议是这样的：去买一大块干酪、一些上好的法国面包和一个开瓶器，邀请一群欢乐的人，然后在门口收入场费，好好享用最后剩下的那点财产。

　　不过他并没有按我所说的去做。一个买主愿意出730美元，于是这些酒的主人眼看着它们被一瓶瓶地搬走。

　　“你每天都做些什么？”

　　我问丹（Don）。丹掌管着一家机构的账户，同时还经营一家经纪公司的基金。丹的背景听起来无可挑剔：普林斯顿和哈佛商学院。他在公司里干了7年，在大熊市到来的时候，他正步入40岁。即使用最委婉的说法，丹的投资组合也很不稳定，在早期，他手下的一些组合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但是它们最终还是为不稳定性付出了代价。丹的私人账户勾勒出一个真正赌徒的轨迹：他很少使用借贷资金购买股票，手中经常持有看涨期权，有时还持有商品期货。他是所在公司的股东和合伙人，但是据他所说，人们“共同”决定，他应该离开公司。

　　“最初的日子十分惬意，”他说，“以前，我只有在休假时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陪陪孩子，而现在他们放学我每天都能去接。考虑到华尔街正处于混乱和不发展的状态，我决定暂时不去寻找新的工作。我每天都读《纽约时报》。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以前我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浏览所有的报纸。而现在我可以用三个小时读《纽约时报》。我并没有把我离职的消息告诉很多人—这样做并不会有什么帮助。”

　　“然后夏天到了，我每天都陪孩子们去公园。夏天是休假的时间，而人们并不清楚你的假期是在6月、7月还是8月。所以他们都认为我应该是在休假。”

　　“我参加了一两次面试，不过很明显，那时并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这些工作，尽管我曾经认为自己的希望很大。他们要我搬家—一家公司要求我去哈特福德工作，另一家则想让我搬去多伦多。我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我开始问我自己，在余下的生命中我最想做些什么。也许我已经待够了金融界，也许我应该到政府机关里做事。”

　　“秋天就有些难熬了，孩子们已经回到学校，显然，我也没法再到公园里闲坐。于是我又去参加了一些希望不大的面试。”

　　我问丹，在那个时候他靠什么养活自己。他说他逐渐卖出手头的一些股票，包括他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的股份。他从市场中赚回了一些钱。我向丹的妻子询问，丈夫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感觉好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很喜欢这样，”她说，“总的来说也不错。如果你的丈夫曾经花费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并且经常出差，那么能和他一起吃午饭，一起购物，一起照看孩子的确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过他渐渐开始感觉到沮丧，这个时候我就得小心点了。有的时候他很抑郁和暴躁。另外，在他读《纽约时报》的时候可千万别去打扰。他知道这张报纸上所说的每一件事情。”

　　最终，在离开公司16个月之后，丹成为了一家政府机构的金融顾问。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重返华尔街。

　　“在华尔街那个地方，”他说，“所有的人都想着赚大钱。而我那时想比别人挣得都多，我想让钱堆积成山。但是你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钱。那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