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1951年撰写论文起，无论用哪种方式来测量，共同基金行业的投资活动均已经增长。许多基金的诞生和消失都是来去匆匆。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经营状态的14%的基金，到1970年初已不复存在；20世纪90年代的55%的基金在2000年到来时亦已销声匿迹。基金投资组合经理（当基金由投资管理委员会管理时，基金经理曾是鲜为人知的一族）现在平均只在一个职位上持续工作5年，那时投资组合年换手率约为15%，而目前接近90%。共同基金持有人自身也加入到这些大量的活动中去，他们以每年45%的赎回比例赎回所购买的基金，这一速度为1960年仅5%的赎回比例的9倍。在此我不想表达我对此趋势持有的强烈观点，但我希望那些以共同基金为职业的人们以及那些塑造共同基金行业未来的人们真诚地考虑这一变化的内涵——具体而言，即是这种非理性活动对共同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影响，而共同基金投资者正是我们要全力保证提供服务的对象。

　　值得称赞的是，《美国开放式共同基金》的最后几章颇费笔墨地阐述了许多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行业生命周期、市场饱和以及其他替代产品等有意义的讨论，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三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第一，费用和成本；第二，主动管理与被动管理；第三，一个行业尤其是市场敏感行业的“市场”状态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一直存在的挑战，我们在共同基金行业里的每一个人都还要面临很多这样的挑战。

　　在这些年中，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另外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你开始阅读此书时，我想请你思考共同基金行业倾力培育的“人民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所带来的三个寓意：

　　第一，由于人民的资本主义成为美国人的社会思潮，在这种精神下，绝大多数公民拥有股权将会对我们的政治体系带来何种社会冲击？正是由于美国的公司事实上由公众及其代表所控股，当这些公众拥有这些大公司的股权，我们的人民自身就是这些“大公司”时，他们怎么可能反对这些“大公司”？

　　第二，生活在一个愈来愈依赖金融市场的经济中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实质上投资风险已从公司和金融机构转移到个人身上。当金融市场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极度乐观和悲观波动影响时，这些极不稳定的摇摆会转变为经济自身更大的动荡吗？

　　第三，政府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当政府致力于平稳地驾驭经济的航行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仍把注意力集中在股价水平上。但是从长远来看，股票是不可能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或鼓励的话语而被支撑在一种不能承受的水平之上的。所以当普通股票不可避免地进入我们的政治舞台时，我们的政府当局有勇气与智慧去让市场主宰自己的航行吗? 尽管最终它们必须那样。

　　不论上述问题如何解决，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的工作将始终是为持有人提供服务。正如75年前基金设立时共同基金创始人所做的工作一样；也正如50年前我写毕业论文时所说，“如果不能为其客户提供有效的服务，没有任何行业能够持久生存。”过去18年里股票市场的繁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牛市——可能掩盖了这一行业已凸显的为其投资者提供服务方面的缺陷。那些高涨的股票不可能涨到天上。因此我们最好在其经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勃朗戴斯（Louis Brandeis）用其永恒的语言表述了这种论点，在他87年前写的一本书中写道：

　　“在商业中，利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事件。它是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当损失意味着失败时，高额利润并不寓含着成功。成功必须在改进产品，完善组织结构，消除冲突和浪费以及与客户和社区建立良好关系的过程中取得。”

　　如果你能牢记勃朗戴斯法官所著书的书名《属于他人的钱》，你将会从《美国开放式共同基金》这本书中获益匪浅。

约翰·C.鲍格尔（John C. Bogle）

　　于宾夕法尼亚州瓦利福齐

　　200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