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宴会或者庆典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摄像机的镜头前看到这棵树。叶子掉了, 有时干巴巴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生命力。它如同守护神一样立在那里，这棵担负保护使命的树，是藏身之所，也是图腾。在巴什拉看来，树的原型十分有灵性，无所不在。“想象是棵树。”加斯东•巴什拉：《大地和休憩之梦》，巴黎：José Corti出版社，第300页。实际上，还有什么比一棵树更能令人感动呢？树是生命，是力量，是梦的材料，它证明了集体阿尼玛，也许还证明了（罗马涅人）费里尼的想象物的农民血统，但树也是作为保护者的父亲的形象。它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所在，一动不动也几乎不可动摇（有些树种能活好几百年吧）。《阿玛珂德》里为欲望疯狂的叔叔，正是躲在了（人造的）树中；还有《朱丽叶塔与魔鬼》和《女人城》中的弗雷格尼（Fregene）的松树林；《骗子》里那所谓财宝的错误标记；以及（其实它们一直都是）《甜蜜生活》中那棵弱小的树，两个孩子在那里看到了圣母显灵，后来暴风雨把它击倒了。

　　土地孕育出树木，它们是活生生的路标，代表着田野、童年，而大海中则藏匿着巨大的怪物。梦想总是双重的：大地与休憩、水与（噩）梦。巨大的海洋生物一旦被捕捞或搁浅在沙滩上，就会死亡，因为，水、羊水，只有当它隐匿于其中时，它们才是它的生命之源（就像偶尔有着畸形无意识的我们一样）。至于树，它在恶劣的天气和狂风中摇晃。它会弯腰，但不会被折断，这就是帕斯卡的芦苇帕斯卡说过：“人是思想的芦苇。”——译注。

　　做爱

　　性——伴随着欲望——从外界而来，由女人带来，不论是农村、城市，还是海边的女人。它富有诱惑力，美妙绝伦，却又难以接近，如同虚幻的过客。当它演变成婚姻，做爱就趋于平淡。做爱，除了精神分裂的体操运动员卡萨诺瓦之外，几乎就没有出现在费里尼的电影中。相反，他的作品似乎对感情和性行为表现出很强的廉耻心。特别是每次主人公，尤其是青少年，抵挡不住诱惑的时候，教会一直在不远处，提醒着他不要失足。《八又二分之一》里面小桂多被学校的神甫惩罚，因为他同小伙伴们一起，看萨拉吉娜在海滩上跳舞；还有《阿玛珂德》里的蒂塔，在和老板娘滑稽的拥抱之后，躺在床上生病（受惩罚吗？）。甚至还有《罗马》核心人物的自我处罚，因为他在战事正酣时去找妓女了。更糟的是，安东尼奥博士，那位廉耻心之父也一样，由于害怕自己抵挡不住诱惑，竟然主动检举他窗子下面的阿妮塔。

　　欲望的启蒙角色额外带着罪孽，将孩童变成了青年。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博士这位童男的确仍然还是个孩子。这说明了宗教和它的后果——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在费里尼的想象中，教会和法西斯主义扮演了影响身心发育的角色。如果孩童或者青少年被女性的身体吸引，渴望像想象中的那样将自己深埋进乳房，教会就在那儿等着把他们拉回正道。因为冥冥之中的神奇力量在意大利、在地中海，我们被这两种文化包围：爱慕身体和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正统的、使人产生负罪感的天主教文化。自20世纪60年代《甜蜜生活》出品以来，这部电影就一直被教会谴责。只有几个多米尼加影评人在报纸上为这部电影摇旗呐喊，但也很快被教会当局封住了嘴巴。费里尼说，因着良心的责备，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就恢复教士的名誉问题与米兰大主教蒙提尼阁下（Mgr Montini）商谈了一次，就是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Paul VI）。未来的保罗四世听了他的解释，并且宣布将祈求上帝为他指明方向。这对一位电影人而言并非毫无意义——光明相当重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罗马》里教皇在时装表演中最后露面时，扮演教皇的那位演员的面孔（费里尼明确指出过演员是那不勒斯人）。如果我们说他像极了保罗四世，或许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人们曾经常常批评费里尼，尤其是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个天主教电影工作者。确实，《大路》、《骗子》或《卡比利亚之夜》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在对一个残酷而冷漠的世界的描绘中，只有几个人因为触及了圣宠而得到救赎：杰尔索米娅改变了藏巴诺；卡比利亚不再想去寻死，因为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她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融合；苏珊娜患了脊髓灰质炎，但她信奉上帝，笃信不移。因此，上面提到的批评一点儿也站不住脚，因为费里尼的信仰归根结底是在女人和她的救赎能力上面。是女人让他变得更好，是女人像万能的母亲一样保护他，即使她有时像妻子或圣母一样变得无法接近。再说了，《骗子》里面难道不是伊莉斯救了她的丈夫毕加索（Picass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