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费里尼的电影里往往被处理成了某种讽刺和滑稽的形式，但不存在论战的性质。《该死的托比》一开始就是一个教会大联合的场面，当托比到达达•芬奇机场的时候，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那些带着海鸥帽的传统修女，但还有一群群穆斯林、印度人和犹太人，有的人居然还向后倒退，仿佛这个拿着头和魔鬼打赌《该死的托比》根据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不要拿你的头跟魔鬼打赌》改编。——译注的家伙吓到了他们。

　　那么，为了彻底洗脱自己对宗教的依恋，费里尼采用的办法就是让天主教登台表演，就像他对待法西斯那样。因此，节日和庆典充斥在他的作品里，有宗教的仪式，也有军事的检阅，可谓花样百出：仪仗队伍（《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生活》）、时装表演（《罗马》、《该死的托比》）、结队而行的人（《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生活》、《八又二分之一》里的温泉疗养者、《爱情神话》）、圆圈舞拉成的圆圈、其他舞蹈（《朱丽叶塔与魔鬼》、《八又二分之一》、《骗子》）、军事游行（《阿玛珂德》、《罗马》）、路上的闲逛（《卡比利亚之夜》阿皮亚大道上的妓女、《流浪汉》的漫步）、长途跋涉（《爱情神话》、《卡萨诺瓦》），等等。

　　电影里的人物不会停留在一个位置，他们行走着，列队游行着，甚至像马戏团里的小丑那样大摇大摆、神气十足地表演着。生活，就像是一场马戏演出，而宗教则表现得像一支军队——它们都有一张滑稽的脸。人们可以列成纵队前行，但也可以围成圆圈，像命运一样由始至终。天主教或者法西斯的教义并不能阻止人们在精神上飘荡无依。这就是为什么教士（《罗马》中怪异的宗教时装表演）或军人（《阿玛珂德》里法西斯士兵快速行军）的游行队伍看上去是那么华而不实。孤单的流浪——在费里尼看来，这就是人的命运，他的主人公们也不能摆脱这个法则。那些仪式、那些跳舞围成的圆圈和街上的闲逛，似乎表达了人们内心的渴望：像一直在路上寻寻觅觅的蚂蚁似的人生，渴望着那找寻不到的幸福。人们哀求着上帝，却只是徒劳；追逐爱情，但永远也达不到双胞胎一样的交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孤独是不是就是费里尼提出的最高教义？

　　想想《卡比利亚之夜》里信徒们让人感动的祈祷，再看着这些教士们的游行，嘲笑他们总比哭泣要好。上帝、圣母，这些普遍而又沉默的圣像为我们的悲惨负责了吗？让瘫痪的人重新自由行走了吗？对于那患病的人来说，祈祷更像是权宜之计，嘲讽帕斯卡信誓旦旦的赌注。只有卡比利亚看起来是笃信的，但结果又怎样呢？当她最后决定加入队列的时候，却是对上帝的反抗，反抗他的冷漠无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跌倒了，队列从她身边走了过去。这个镜头和《甜蜜生活》里假的圣母显灵有一定的关联。上帝，怎么能对这些没有福至心灵、只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相信他的生灵感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