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勇敢的虚名、高呼大男子主义和秩序的法西斯主义，影响了费里尼那一代人，它的教义不也是一样么？更像一种不符合意大利现实的歇斯底里。如果我们把《阿玛珂德》中的一些段落和埃托尔•斯科拉（Ettore Scola）的《特殊的一天》（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相比，我们就会发现思考墨索里尼主义的两种方式。

　　《阿玛珂德》表现的是法西斯可笑和无用的外表：军乐队、检阅仪式、为了孩子的假婚姻、生硬刻板的礼节……这些和现实的距离并不遥远。那么法西斯主义呢？它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可笑的灾难，费里尼给它的关注似乎并不比对格拉迪斯卡的闲逛和对圣约翰之火的关注更多。

　　只有一个带着点儿喜剧色彩的小插曲似乎包含了略为明显的政治意义：蒂塔的父亲在教堂的大钟那儿放了一个留声机，播放《国际歌》。法西斯对他的惩罚是让他喝蓖麻油。如果说这样的手段在当时是常见的，那么比这更恐怖的还有很多。我们不禁要怀疑费里尼选择它的理由是不是因为它也显得有点儿可笑和滑稽呢？

　　《特殊的一天》对法西斯主义的处理则是不同的，它表现的是外在和内在的差距、对立。法西斯主义是外在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历史性会面），但它却偷偷地潜入了房间，在那里，一个家庭妇女偶然地（因为小鸟飞走）认识了一个反抗法西斯的男记者，后者还是个同性恋。在因为全民集合而空旷的屋子里，可以模糊听到大楼管理员播放的领袖讲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这一天之内，他们两个之间将发生一个短暂却深刻的故事、一次温柔的爱。一个是被丈夫嘲笑、虐待的女人，一个是敏感的同性恋，在这个军人气的年代备受歧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军事动员的、生硬而又狂热的世界里，他们相爱了。

　　两部电影，两种思考意大利和世界历史之痛的角度。在费里尼那里，法西斯是零散的逸事，和浪得虚名的宗教队列一样徒然、可笑。它的教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人真正地相信，生活最终会从中恢复；而在斯科拉那里，即使外在的环境表现得严峻和激动人心，电影的信息依然是人道主义的。法西斯怎么能战胜生命、爱情和对生存的渴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