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树以它的开放和深入几乎变成了父亲的图腾徽志，而盒子（妓院、酒吧和夜总会）则是一个要人们从中穿过并且关闭起来的地方。它需要的是男性的力量，也只有男人才能深入其中，发现些许马上会紧紧闭合起来的秘密：女人们的世界，极致的例子便是《女人城》。斯纳波拉兹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而费里尼在1979年的11月19日到23日之间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埃托尔•马尼（Ettore Manni）的自杀和拍摄暂停后工会的要求使费里尼在这5天之内陷入一种微妙的处境。当记者问他电影最后会怎样时，他回答说：“电影每天在经过这么多的细节之后结束，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让电影最终完成。”Schoonejans Sonia： 《费里尼》，罗马：Lato Side 26出版社，1980，第189页。

　　宙斯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让她到下界去惩罚人类，但她的好奇心让她打开了禁忌的盒子，于是所有的罪恶都从中逃出，掉落在了人间。费里尼的人物正好相反，他们也被好奇心驱使，但更多的是为了一种茫然的欲望而让自己深入到盒子的内部。盒子的封闭，哪怕是暂时的，也让人窒息，似乎对母亲怀抱的无法回归让人产生了对幽闭的恐惧。所以要逃跑，要起飞，要一直飘荡下去。

　　如果用萨特（Sartre）的词汇，这种在幽闭和流浪之间的双重渴望可称得上是费里尼的“最初计划”（就像萨特在对热内［Genet］、波德莱尔和福楼拜［Flaubert］的分析中的发现一样）。费里尼自己也承认他的艺术源于某种神经官能症。萨特在追问艺术的起源时，把他受到的第一个刺激命名为“最初计划”：飞行之于热内便是一个例子。对于费里尼来说，他的“最初计划”难道不就是像他在谈话中经常喜欢说的那样——不认识自己出生的那个家么？或许正是路标的缺失让他变成了一个永远被马戏团、街头卖艺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所吸引的“梦想旅者”。

　　如果说象征性想象的趋势是把住所转变成某种女性形象，那么父亲倾注的几个地点就是想象出来的（树）和为了享乐而顺道经过的（后宫、夜总会、小酒吧等等）。其他住所都近乎女性的特质，只要可能，它们就是我们想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一致同意把童年的或者梦中的理想住所摆在人格形成的重要位置上。有趣的是，关于幼年的梦和回忆总是和谷仓有关（《大路》、《八又二分之一》），它是儿时的游戏，同时也是认识到超我，即社会的义务、习俗的最佳场所(《八又二分之一》老祖母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场面，当杰尔索米娅和孩子们试图让生病在床、郁郁寡欢的孩子笑起来时，护士修女突然闯入并且严厉地赶走了他们。

　　至于房屋的其他部分、那些用来生活在其中的房间也是无法居住的，因为它们太空旷（《朱丽叶塔与魔鬼》）、太多人来人往（《八又二分之一》里的旅馆大堂和公共浴池），甚至四面透风（《大路》里母亲的房子）。只有一个尽管悲惨但是爱打扮的女人——卡比利亚（她是房屋的主人）——的房子可以让人完美地居住下来。而她，却将被迫卖掉房子，来满足所托非人的爱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也一样被赶出了家门，开始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