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听听伯格曼是如何通过自我隐藏来向让•贝朗热揭示自己的。这是在1958年，“我不是别人认为的那个我，也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我。当一个人自以为知道自己是谁时，其他人却很清楚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但是，如果公众认为他们知道我是谁，我就不得不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对的，因为如果我让他们知道我所知道的，所有人都会失望和不快。因此无论其他人认为我责打我的演员，还是相反地认为我给予他们温柔的指导，都随他们去吧。从根本上说，我怎么看待自己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人们都已习惯把我当成是一只五条腿的绵羊……我从不需要把自己资产阶级化。过去我一直是资产阶级，是保守派，是反动派，以及任何你们想要我是的人，只要这能让你们高兴……正因为我是资产阶级，我才喜欢马戏团，喜欢它有篷马车和帐篷。我留胡子是为了有自己的象征，如果我把它刮了，那也是我的象征。在我身上，有一个尚未出世的演员，他在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伪装，有时好，有时坏。无论如何，胡子不是一个好的面具；也许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会是更好的伪装”《电影手册》，第85期，1958年，第15页。。

　　在伯格曼的表达中，这种矛盾时常可见。从美学上来说，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每部电影中。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字里行间也时时透露出这种矛盾，我们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英格玛七岁那年去看过一次马戏团表演，六十多年后，他写道：“那天晚上，我在激情澎湃之后筋疲力尽地睡着了，醒来时听到一阵美妙的音乐，一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人骑着一匹黑色大马出现在我面前，我立刻爱上了她。她进入了我的幻想游戏，我称她为爱丝美哈达（也许这就是她的名字）。我的童话完结于我偶然地把梦想和现实联结了起来——在我的同桌尼斯保证会严守秘密后，我告诉他我的父母已经把我卖给了舒曼马戏团，不久以后他们就要来把我接走，我将接受训练成为杂技演员，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爱丝美哈达将是我的搭档。第二天，我的故事传遍了学校，并和最初的版本完全不同，被糟蹋得面目全非。老师觉得事情很严重，她给我母亲写了一封极为愤慨的信。接下来的审问十分可怕，我羞辱地在众人面前被罚站，无论在家还是学校，都成为别人制造丑闻的对象。五十年后，我问母亲是否还记得我被卖给马戏团的这个插曲，她说她记得很清楚。于是我问她为什么没有人感到好笑，没有人被这样杰出的想象力和冒失感动呢，应该有人问一问，为什么一个七岁的孩子想要离开自己的家，被卖到马戏团去。母亲回答我说，父亲和她当时已多次为我的谎言和虚构而担忧，她很烦恼，于是去咨询了一位著名的儿科学家，那人对她强调让孩子及时学会区分想象和现实的重要性，并指出面对如此无耻而明目张胆的谎言时，必须进行严惩。”

　　这段叙述出现在《魔灯》一书的第20—21页。一个急切的读者或许会妄下结论：就像《芬妮与亚历山大》所表达的那样，父母严厉且不理解伯格曼。但是耐心仔细的读者将在307页大吃一惊：“当我们住在加堂镇时，一些举办巡回演出的音乐家常到宫廷里来演出。有一天来的是一家人，父亲走进餐厅说道：‘我们刚把英格玛卖给了吉普赛人，他们出的价钱不错。’我害怕地叫喊起来，所有人突然爆发出笑声，母亲把我抱上她的膝头，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安慰我。大家都吃惊地看到我竟会如此轻信：‘他竟然相信了，真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英格玛编造的买卖没有人觉得可笑，父亲想象出来的却让众人开怀。两件事是不同的吗？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吗？杂耍者伯格曼在这二者间自得其乐，向读者道出自己从这两件事带来的震撼中体会到了其他某种东西……

　　一天，葛丽泰•嘉宝去伯格曼的办公室看望他。他们谈论起电影……“然后是一阵沉默。突然，她摘掉那副遮住她整张脸的墨镜，说道：‘伯格曼先生，看看我的样子。’她的微笑热烈奔放却充满了嘲弄。很难说那些伟大的神话能永葆其神秘，很难说魔术不是由观看它的我们所制造的幻觉。但在这一瞬间，由不得有任何怀疑，在这间昏暗狭小的房间中，嘉宝的美是永恒的。如果我曾遇见过福音书中的某个天使，那么我会说，是美丽造就了他头顶的光环。她的美就在那里，这种生机勃勃的美丽照亮了她的脸庞、额头、眼睛的轮廓、高雅的下巴和感性的鼻孔。她发觉了我的反应，突然就高兴起来。”英格玛•伯格曼：《魔灯》，伽利马尔出版社，1987年，第277页。但在接下来那一页的末尾，伯格曼却勇敢地写道：“她伏在办公桌上的姿势使她的脸被台灯照亮。于是我看到了开始时没看见的东西：她的嘴丑极了，就像是一个被垂直的皱纹所环绕的苍白而又粉红的裂缝，奇怪而让人反感，看起来如此的不和谐。这张嘴以及她所展现的其他部位，是任何外科?生或任何化妆师，即使使用魔法也不能使其消失的。她立刻发觉了我的想法，于是厌烦地闭上嘴。几分钟以后，我们便分手了。”同上书，第278—279页。

　　伯格曼一开始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那个瞬间”，接下来由于光线所造成的改变引出了“于是我看到了开始时没看见的东西”的感叹，谁能像他这样矛盾地讲述？这就是伯格曼的艺术。在记载了他与葛丽泰•嘉宝的会面后，伯格曼又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在她最近出演的电影中仔细研究了她，那时她三十六岁，脸庞美丽却紧绷，嘴巴缺少温柔，即使在搞笑的情境下，她的眼神也是散射且疲倦的。也许观众也猜到了镜子向她泄露出的某样东西。”《魔灯》，第279页。

　　他幽默，思路清晰，富有智慧。他的批评充满挑衅：攻击他的著名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埃内斯特•里夫，他向他的瑞典朋友们坦言道：“埃内斯特•里夫是个法国人！1949年我在一位女士的陪伴下去了法国，她总喜欢去一家时尚理发店，那里的理发师就叫埃内斯特•里夫。她的头发美极了，又长又厚，稍微有点红棕色，而埃内斯特•里夫完全糟蹋了这头美发。从那以后，我发誓我要报仇雪恨，所以我把敌视我的批评者叫做埃内斯特•里夫。”《伯格曼眼中的电影》，斯蒂格•比约克曼、曼斯、西玛编，Seghers出版社，1973年，第178页。很久以后，这些朋友又询问他有关“1960年《卓别林》杂志批评伯格曼专刊的事情。这一期杂志中最个人化的批评文章的作者署名就是法国人埃内斯特•里夫，而根据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就是伯格曼本人。而他本人对此也从未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进行反驳。与其说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某种嘲笑，不如说是一种自白。应当相信什么呢？”伯格曼所给的回答再伯格曼式不过了：“噢！这就是问题！应当相信什么呢？”……在玩笑似的结束语之前他又说道：“当我在白纸黑字间，以一种拙劣的法语译文形式来记录我内心那个与外界同时开演的马戏团时，我体会到了自由。再去读读《快报》（Expressen）上的文字吧：这是近年来关于英格玛•伯格曼最好的文章。”

　　同上书，第208页。

　　同样的灵感促使他在《魔灯》中写道：“在永恒的寂静（即死亡）到来之前，我喜欢被驳斥、被否定，但不仅仅是被我自己，因为一直以来总是我自己在驳斥和否定自己。我想要陷于充满刺激的两难境地。”《魔灯》，第293页。那么我们就努力尊重他的愿望，但不要忘了，这个杂耍者首先是一个瑞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