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对话的功能，离开了某些抒情意味的效用、气氛和感情色彩，往往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除了朝向他人或者把自己变成对话者的方式之外，这些都体现在某些或许不易察觉的夸大其词，体现在某种语气中，这种语气让我们看到，侯麦的人物把他们的行动、思想、动机和观念，都变成了为自己或他人所做的一场表演。当萨比娜把“结婚”这个单词拆解开来并一个一个音节读出来时，在这种方式里有一种挑衅的味道和一种孩子气的喜悦（《好姻缘》）。这与其说是冲动，不如说是被加重的抒情味来得更为恰当。往往在坦白或挑衅进行到一半时，侯麦的人物会用一种介于戏谑和宣判之间的语气来表达。“拥有之后是欲望”，热洛姆对奥萝拉说了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他对自己爱情生活的表述。这句看上去貌似格言警句的话，对观众是具有信息价值的。但是，考虑到其中各种语气的混合，它更主要的——就像对于人物本身那样——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概念化。这则公式，用在影片所没有展现的人物行为上，正是恰到好处，对于一个喜欢为自己描绘编制一个关于自己的形象的人来说，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

　　与话语只是动作的前奏、或者话语取代了动作这样一种假设相对的，我们也可以假设说是由于对话对于人物非常关键，它们本身就成为人物的动作；或是人物的对话已经将动作包含吸收在内了。人的心理机制？其实只不过是对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一种表达。最初那些“道德故事”的独白揭示了——由于它们缺少戏剧的含蓄意味，所以也同时掩盖了这一点——一种讲述自己，甚至进而表演自己的倾向，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为自己辩护的心理机制，而是一种肯定自己、为自己创造出某种存在、某种自我陶醉的方式。

　　作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个体，弗里德里克在空闲和停顿的时间中，在下午的休息时间里（《午后之爱》）为自己在城市里的生存状况描绘了一幅浪漫的图画。通过跨越这样一个时刻可能会带来的烦恼，他赋予了这段时间在偶发性之外的一种存在的价值，也是超越于生命的偶然性以外的价值，正如他那段有关女人本质（或是本质意义上的女人）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因而梦境的镜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不管它在表面上看起来与侯麦的美学是多么格格不入。正相反，我们应该从中看到通过人物，通过对话语的调用所达到的这种情感关联，这种超越性的极点。之所以说是极点，是因为在观众眼里，这种真实在别处保留了它的厚度。所有场面调度的力量都在于展现一种经由话语达到的思想与环境之间的差距的方式，展现一种话语亦即思想如何进入带来它的个体所置身的现实主义环境的方式。

　　这个原则在《女收藏家》一片中就有所萌发（画外音在这最后一部“道德故事”中再度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画面展现出风景与水的所有能感受到的美时，也比较出了阿德里安头脑中理想化的设想与环境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环境的和谐与人物无休止的聒噪之间的距离感在许多部影片中都非常明显。《好姻缘》、《沙滩上的宝琳》、《我女朋友的男朋友》、《巴黎的长凳》（“巴黎的约会”中的一个片段），所有这些影片尽管标题多种多样，但都是建立在这一对比的基础之上。或许只有《绿光》和《双姝奇缘》是例外。因为，与上面说到的问题相反，绿光与蓝色钟点这些天文现象中凝结的是一种和谐。至于《圆月映花都》中的奥达弗，他对城市，对城市所提供的可能性与自由度发表了一番言论，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午后之爱》中弗里德里克身上表现为潜在可能的系统化（甚至理论化）。在这个范围内来说，他和《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的亚历山大，是侯麦式人性的某种较为夸张的标志。

　　克拉里斯和玛丽昂，这两个均由阿莱利•多贝索(Arielle Dombasle)扮演的人物则构成了另一种标志性人物。与《女收藏家》中的阿德里安不同，玛丽昂很少声明对宁静生活的喜好，即便她感觉自己“可以几小时几小时都不动弹”。从海岸回来时，她说，她只是换一下地方以便可以更自如地继续或是准备她的工作。如果要回巴黎，她就可以中断她的逗留。不过她说的是工作，并不是苦行。玛丽昂对宝琳很好奇，尤其是对于她的恋爱，她很有兴致地听她说起假期的经历。在亨利家的那个夜晚，则是玛丽昂的话最有煽情效果的（与《在慕德家的一夜》中的让路易和《女收藏家》中的阿德里安的情况不同，她不断地在挑逗他）。以这种方式，她使自己否认了亨利的本性和他的那些诱惑行为。不过，他们两人的话以某种浪漫的方式相互应和也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从“流浪”开始举了一连串比喻之后，她紧跟着就“火”列举了比喻，作了一番为恋爱的激情辩护的表白。侯麦远不是在为他人物的语言和词汇抄袭文学上的范例，而是在陈词滥调的二度层面上运用自身。情感的丰富在这里是作为想象的力量的一种表现。话语并不仅仅是表露自己的一种方式，也不仅仅是人物蒙在她隐藏的忧虑之上的一层面具（不过这面具构成了人物所参与的游戏的基础），话语对玛丽昂掩盖了她行为的真正意义。言词是它们所导入的行动的先声，但言词并没有行动所具有的那种抒情高度（相反，在皮埃尔的内向、谨慎与寡言少语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呼应）。通过语言，关于激情的固有看法获得了法律的效力并且落实于现实中。正是爱的观念在玛丽昂身上激起了对存在以及存在强度（火的意象）的感情。在他的谈话中对悲剧的提及（自杀这一主题）与对身份和差别的取消共同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样，玛丽昂也就似乎为寂寞、单调、烦闷与生存的苦痛提供了某种精神上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