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交流：自恋癖的揭示性话语 3
埃里克·侯麦 作者：米歇尔·塞尔索 2007-07-04 11:28
在缺席与实实在在的接触之间，侯麦式人物的处境，正如弗朗索瓦•哈马斯(Franois Ramasse)参见弗朗索瓦•哈马斯：《感官的空间》，《埃里克•侯麦1》，《电影研究》第146—148期，第58页，巴黎：现代人文出版社，1986。所指出的那样，是相当矛盾的：“距离带来魅力，而接触则熄灭意义。”对那些怀有欲望的人来说，在场与缺席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种悖论。话语不止是场面调度或是行动进行，它还不断地反射回人物，他不仅仅是对话者，也是信息的发送者。分镜头的古典主义手法所服务的正是这种反射现象。不管是怎样的境况，不论是什么主题，也不管牵涉的是人物、性质，还是他的群体，与这种反思的方向或是话语的意义相比，重要的是这种反思的突飞猛进。《大树、市长和文化馆》成功地表明话语的情感实践并不局限于一种情境（侯麦未经处理的那个抒情合唱的结尾，是一幅饶有趣味的带有讽刺意义的插图）。这一实践是内在于对话者本身的，它作为主体对人物作出了限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对话还是内心独白并不重要。用画外音所作的评论在功能上与谈话或是对白中的言语并没有什么不同。侯麦并没有改变审美观念。他并没有从“新浪潮”转向性格剧。他只是在剧本安排中，根据叙事结构和情节，更多地融入了人物话语的双重性。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不适或是犹疑，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采用这样一种话语的美学，观众看似不难接受。古典电影的对白从来不会为其在功能性上完全放弃的认同制造任何障碍。在其他一些并不如此传统、也没有如此刻板的影片中，作者这个词带来某种复杂性，它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观众自己对于情节和人物是具有掌控力的，而意义是通过他的协作才建构起来的。对侯麦来说，拉开距离是必不可少的。在往常人物的话语在戏剧性或心理上先于观众的地方，侯麦的影片却让他们撞到了一种深奥晦涩的语言，它总是反馈回说话者那里，有时甚至是迂回地反馈回去。如果说在《绿光》一片中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是因为女主角从一个对话者换到另一个，却没有遇到观点相同的人或是密友。因而，“道德故事”中的游戏成分，经过前几部喜剧的逐渐减弱，至此已经不再有任何痕迹了。只留有一个人物，他的追寻、他的旅程、他的喃喃自语对观众来说是窗口，是关键，是认同和参与的媒介。因而，当话语被从所有那些赋予它揭示意义“厚度”的东西中解放出来时，它就在这部影片中获得了一种特性和流动性：它只是反映出了人物的慌乱。
如果我们把侯麦式的对话与话语中本质性的双重性考虑进去，那么它与马利伏文体的相似性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游戏、双关义的运用和情境所导向的影射之外，在马利伏那里，话语是人物没有或尚未向自己承认的东西的表达。即便我们已经越过“应当”而进入“逼真”的范畴，尽管“逼真”这个范畴已经开始涉及人物的意识，但我们仍然还停留在一切安排都指向情境的解决这一经济化的戏剧原则上。在侯麦那里，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解决，人物只是被送回给了他自己。这里涉及的更多是一种反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将人物话语的夸张倾向和文学手法与提供给观众的观点两者混淆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对话还是内心独白并不重要。用画外音所作的评论在功能上与谈话或是对白中的言语并没有什么不同。侯麦并没有改变审美观念。他并没有从“新浪潮”转向性格剧。他只是在剧本安排中，根据叙事结构和情节，更多地融入了人物话语的双重性。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不适或是犹疑，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采用这样一种话语的美学，观众看似不难接受。古典电影的对白从来不会为其在功能性上完全放弃的认同制造任何障碍。在其他一些并不如此传统、也没有如此刻板的影片中，作者这个词带来某种复杂性，它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观众自己对于情节和人物是具有掌控力的，而意义是通过他的协作才建构起来的。对侯麦来说，拉开距离是必不可少的。在往常人物的话语在戏剧性或心理上先于观众的地方，侯麦的影片却让他们撞到了一种深奥晦涩的语言，它总是反馈回说话者那里，有时甚至是迂回地反馈回去。如果说在《绿光》一片中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是因为女主角从一个对话者换到另一个，却没有遇到观点相同的人或是密友。因而，“道德故事”中的游戏成分，经过前几部喜剧的逐渐减弱，至此已经不再有任何痕迹了。只留有一个人物，他的追寻、他的旅程、他的喃喃自语对观众来说是窗口，是关键，是认同和参与的媒介。因而，当话语被从所有那些赋予它揭示意义“厚度”的东西中解放出来时，它就在这部影片中获得了一种特性和流动性：它只是反映出了人物的慌乱。
如果我们把侯麦式的对话与话语中本质性的双重性考虑进去，那么它与马利伏文体的相似性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游戏、双关义的运用和情境所导向的影射之外，在马利伏那里，话语是人物没有或尚未向自己承认的东西的表达。即便我们已经越过“应当”而进入“逼真”的范畴，尽管“逼真”这个范畴已经开始涉及人物的意识，但我们仍然还停留在一切安排都指向情境的解决这一经济化的戏剧原则上。在侯麦那里，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解决，人物只是被送回给了他自己。这里涉及的更多是一种反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将人物话语的夸张倾向和文学手法与提供给观众的观点两者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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