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三角关系不复是一种喜剧模式 1
埃里克·侯麦 作者:米歇尔·塞尔索 2007-07-04 11:31
电影,就像它那声名显赫的前辈——戏剧一样,创造出了一系列性格喜剧。喜剧片首先是在情境框架之中运行的。和法国的林荫道戏剧一样,美国的喜剧片运用了复杂的情节(并且毫不反感地从它那里借用了许多主题)。在这里,情节对于“人物”的限定性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它们更多地并不像古典戏剧(例如莫里哀或哥尔多尼\[Goldoni\]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译注的喜剧)中那样意味着不同个性,而是各类心理活动的实体。刘别谦(Lubitsch)恩斯特•刘别谦(1892—1947),导演,生于德国柏林,1923年起执导于好莱坞。——译注、霍克斯(Hawks)霍华德•霍克斯(1896—1977),美国导演。——译注,包括有时在怀尔德(Wilder)比利•怀尔德(1906—2002),生于维也纳,美国导演。——译注和库克(Cukor)乔治•库克(1899—1983),好莱坞导演。擅长刻画女性心理,代表作有《煤气灯下》、《费城故事》、《窈窕淑女》等。——译注影片中得到的完善的艺术灵感,是可以进行恋爱行为分析的。人们在这里展现了一些由于被系统吸收或异化,而无法走向温情和快乐的人物。美国喜剧片中的人物或是很幼稚,或是很失意,但绝不是那种从爱情中获得人生经历和哲学的侯麦式人物。在最好的状况下,如果表演不是凝聚了一种对明星和圣女所代表的观念和梦想予以颠覆的对女人的憎恶的话,就是女人将男人带向了某种同时也是观众的欲望的方向。爱情的力量和权利,是在男人的高度上,通过对以女明星为代表和集中体现的神话的否定而得以确认的。尽管一些作者也给传统带来了创新,但大西洋彼岸的喜剧片总是坚持在伦理层面上发问。它从来不探究支配和导致这些恋爱行为的精神状况。即便到了一个新的情境中,被探讨的也仍然是新的行为所提出的旧的问题——家庭危机。
在法国的轻喜剧中,观众的笑声爆发在那些以漫画的方式描绘了某种真实情境的场景中,它使观众由于感觉狡黠地应对了婚姻制度和逃脱了受监控的束缚而获得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满足感。当处在喜剧情境之下时,对婚外性行为本能的掩盖——这之中往往还有一定比例的焦虑——就变成了协助情感宣泄的要素。人们就这样消解并清除了婚姻机制带来的问题。这是一种被法国电影再度使用和挖掘的灵感。并非所有的法国喜剧片都是普通和平淡的。从沙夏•吉特里(Sacha Guitry)沙夏•吉特里(1885—1957),法国人,演员、剧作家兼导演。——译注,经过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雅克•贝克(1906—1960),让•雷诺阿20世纪30年代的副导演、法国40—50年代著名导演。代表作有《安托万夫妇》、《金盔》、《地洞》等。——译注和弗朗索瓦•特吕弗,到雅克•德米雅克•德米(1931—1990),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译注,法国喜剧电影经过了多次转变。这之中有许多很有意义的革新尝试。借道德革命之力,“新浪潮”所提倡的精神使法国式的喜剧影片有机会获得了更多的斗争意味(也更为风趣幽默)。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性格喜剧,而是在不同情境和不同社会心理学主题上的各种变体。而我们也不难说明永恒的三角恋爱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传统的法国喜剧电影相比,侯麦的人物拥有更多的特征。在侯麦电影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不管对于妇女还是对于男人,婚姻都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程序。它也不再仅仅是(不管人们是在婚姻体制之内还是之外)一种社会规范。这个问题是在每个个体的层面上被理解的,这是对选择的认同,是为心灵的结合所盖的一个使人畏惧但同时又让人企盼的印章,而不仅仅是出自一些社会层面上的理由。这样的人物也就不仅仅是社会心理活动的实体了。
在经典的三角关系上,侯麦的影片也提供了诸多丰富的变体。有两部电影仍然把不忠行为用做主题(《午后之爱》和《圆月映花都》)。如果从法比安和布朗什一起欺骗了他单独出去度假的女友莱阿这个角度来看,不忠现象也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一片的核心问题。当然这次涉及的并不是一对已婚的夫妇,但这一原则上的区别是否那么重要呢?只需看看这两部分属不同系列的影片之间的相似性,一切都似乎表明作者试图在这几对夫妇之间建立起某种同类关系,不管他们是否已经体制化,是否已经被纳入到婚姻体制中去。不过,不忠行为是否被真正施行并不是太重要。它作为一种假设和作为一种事件性的现实,其效用和意义是相同的。《春天的故事》中伊戈尔(Igor)和让娜之间险些发生的事与《午后之爱》中差点发生的事有着同样的影响。或许,在《在慕德家的一夜》、《女收藏家》、《克莱尔的膝盖》、《飞行员的妻子》(尤其是安娜还拒绝婚姻体制)、《夏天的故事》这些影片中,只存在一些虚拟的夫妇。这些假想、虚拟成分越来越重的夫妻,在《沙滩上的宝琳》、《夏天的故事》、《秋天的故事》中又再度出现。如果说不忠行为不再以假设方式出现,甚至到了《秋天的故事》一片中,它已经完全在情节上消失了的话,经典的三角关系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即便在它本身也变为虚拟性的时候。《夏天的故事》(1996)
我们只需要想想马戈在加斯帕尔和索莱纳的相遇中所扮演的角色,想想《秋天的故事》中由女大学生、她的女友和她的老师所构成的三人组合就能明白了。
在法国的轻喜剧中,观众的笑声爆发在那些以漫画的方式描绘了某种真实情境的场景中,它使观众由于感觉狡黠地应对了婚姻制度和逃脱了受监控的束缚而获得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满足感。当处在喜剧情境之下时,对婚外性行为本能的掩盖——这之中往往还有一定比例的焦虑——就变成了协助情感宣泄的要素。人们就这样消解并清除了婚姻机制带来的问题。这是一种被法国电影再度使用和挖掘的灵感。并非所有的法国喜剧片都是普通和平淡的。从沙夏•吉特里(Sacha Guitry)沙夏•吉特里(1885—1957),法国人,演员、剧作家兼导演。——译注,经过雅克•贝克(Jacques Becker)雅克•贝克(1906—1960),让•雷诺阿20世纪30年代的副导演、法国40—50年代著名导演。代表作有《安托万夫妇》、《金盔》、《地洞》等。——译注和弗朗索瓦•特吕弗,到雅克•德米雅克•德米(1931—1990),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译注,法国喜剧电影经过了多次转变。这之中有许多很有意义的革新尝试。借道德革命之力,“新浪潮”所提倡的精神使法国式的喜剧影片有机会获得了更多的斗争意味(也更为风趣幽默)。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性格喜剧,而是在不同情境和不同社会心理学主题上的各种变体。而我们也不难说明永恒的三角恋爱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传统的法国喜剧电影相比,侯麦的人物拥有更多的特征。在侯麦电影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不管对于妇女还是对于男人,婚姻都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程序。它也不再仅仅是(不管人们是在婚姻体制之内还是之外)一种社会规范。这个问题是在每个个体的层面上被理解的,这是对选择的认同,是为心灵的结合所盖的一个使人畏惧但同时又让人企盼的印章,而不仅仅是出自一些社会层面上的理由。这样的人物也就不仅仅是社会心理活动的实体了。
在经典的三角关系上,侯麦的影片也提供了诸多丰富的变体。有两部电影仍然把不忠行为用做主题(《午后之爱》和《圆月映花都》)。如果从法比安和布朗什一起欺骗了他单独出去度假的女友莱阿这个角度来看,不忠现象也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一片的核心问题。当然这次涉及的并不是一对已婚的夫妇,但这一原则上的区别是否那么重要呢?只需看看这两部分属不同系列的影片之间的相似性,一切都似乎表明作者试图在这几对夫妇之间建立起某种同类关系,不管他们是否已经体制化,是否已经被纳入到婚姻体制中去。不过,不忠行为是否被真正施行并不是太重要。它作为一种假设和作为一种事件性的现实,其效用和意义是相同的。《春天的故事》中伊戈尔(Igor)和让娜之间险些发生的事与《午后之爱》中差点发生的事有着同样的影响。或许,在《在慕德家的一夜》、《女收藏家》、《克莱尔的膝盖》、《飞行员的妻子》(尤其是安娜还拒绝婚姻体制)、《夏天的故事》这些影片中,只存在一些虚拟的夫妇。这些假想、虚拟成分越来越重的夫妻,在《沙滩上的宝琳》、《夏天的故事》、《秋天的故事》中又再度出现。如果说不忠行为不再以假设方式出现,甚至到了《秋天的故事》一片中,它已经完全在情节上消失了的话,经典的三角关系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即便在它本身也变为虚拟性的时候。《夏天的故事》(1996)
我们只需要想想马戈在加斯帕尔和索莱纳的相遇中所扮演的角色,想想《秋天的故事》中由女大学生、她的女友和她的老师所构成的三人组合就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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