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知识分子……变动中的类型 2
埃里克·侯麦 作者：米歇尔·塞尔索 2007-07-04 11:22
对于由维达勒（Vidal）在《在慕德家的一夜》一片中开始建立，并在《春天的故事》、《巴黎的长凳》（Les bancs de Paris，“巴黎的约会”中的一个片段）和《秋天的故事》中都继续有所展现的教师这一类别，我们也可以作一个同样的分析。不过，从《在慕德家的一夜》一片开始，被更多强调的就是维达勒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是他的职业身份。要不是他旁边有一个学生在场，没有什么会让人想到他是位教师。那个工程师和他的中学老同学一样热衷于哲学辩论。这场远离他们社会职业背景的争论，使观众得以认识这两个个体各自的立场与信仰。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弗里德里克(Frédéric)（《午后之爱》）的妻子同样是一位教师。但我们也没有看到更多与她的职业活动相关的迹象（除了批改作业之外……）。这一人物，通过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通过女仆的在场，代表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我们更应当提及的是社会经济学所给予她的地位，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她丈夫的这一自由职业。这是一对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夫妇。如果从《在慕德家的一夜》一片来考虑，教师的性别发生了改变，这从电影本身来看已经是一种意在获得更大社会普适意义的行为了，而我们在《春天的故事》中还将进一步得到肯定。至于博士论文，在职业工作之暇准备的，是教学内容之外新生的枝杈，因而，它与其说是反映了一种精神追索，不如说是学习的延伸，又或许是在为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阶段做准备，如果这一在空闲时间进行的研究活动并非教学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一个区分性标志的话。
这种区分在《圆月映花都》(Les nuits de la pleine lune)一片中就变得清晰多了。奥达弗(Octave)曾经是一个教师，虽然在奥尔良工作，却宁可每晚都赶回巴黎。在某个社会学论题上，这种安排的意义还可以落实得更具体切实：将教育作为一个过渡状况，事事以巴黎为参照，而一个在精神方面有所追求的人是不能离开这些生活的。奥达弗比维达勒更进一步，从上述意义上来说，他体现并概括了一个社会文化阶层思考并生活的方式，或者说就是一种观念。他与路易丝(Louise)之间的关系正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被指涉或作为征候被提及，他在片中所占据的时空并不少于路易丝的丈夫雷米(Rémi)。他甚至比《女收藏家》(La collectionneuse)中位于某个序幕边缘处的那位作家占据了更多的时空。但或许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教师和作家（或许还应该加上艺术家）的头衔是相同的，并不是说在精神层面的所指是相同的，而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现实体现是相同的。他们用理性改造着他们与生活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并且也传播着这种关系。因而，侯麦在《女收藏家》一片的某段序幕中，让阿兰•茹弗鲁瓦(Alain Jouffroy)扮演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样，奥萝拉(Aurora)（《克莱尔的膝盖》）坚持远距离观察着这段情节，就好像那是她自己的经历一样，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一行为预示着以后克拉里斯的举动（《好姻缘》），她身上融合了前面诸多人物类型，也预示了马戈(Margot) (《夏天的故事》)的行为，以及《秋天的故事》中的女大学生。
尽管他们喜欢提出假设，鼓动其他人投入到他们自己不会踏入的活动(或者表面上看来他们是采用拒绝态度的活动)中去，奥萝拉和克拉里斯仍然是慕德（Maud）和维达勒的直接延续(《在慕德家的一夜》)。奥萝拉更多地打算试验世上的人，而不是分析人世间的规律与结构这些支配和解释人们生活的东西，那么归根结底，她还是更接近于思想者而不是知识分子。她象征了侯麦所描画的人类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由那些通过语言，将自己的行为和举动理性化，或至少是形式化的个体所构成的。
并非出于偶然，从《克莱尔的膝盖》开始，侯麦就把这些人物的语言与另一些人的行为构成了一组对照，这些人或者是比他们更年轻，或者虽然也是成年人，却与他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并不相同，因为后者并不把语言视为一种交流媒介或反映现象的屏幕。在这层意义上，《秋天的故事》里的哲学老师和女学生构成了对照，正如与他们遥相呼应的《克莱尔的膝盖》一片中热洛姆(Jérme)和劳拉(Laura)构成一组对照一样。这个能够与成年人成为朋友的女大学生，与劳拉相比，显然更进一步突出了主动一方的双重性和思辨性。《飞行员的妻子》中的大学生与女职员夫妇身上还比较潜在的意味，也同样可以在《冬天的故事》中学哲学的图书管理员罗伊克(Loc)以及女理发师费利西(Félicie)那里寻找到并最终完成。《冬天的故事》中讨论的那些场景正与《在慕德家的一夜》的中心场景遥相呼应，因此我们在其中看到提及帕斯卡、柏拉图这些人也就并不偶然了。费利西（她就像是《绿光》中萨比娜的姐姐）刚好相信预言，甚至也有点相信神迹，但很厌烦罗伊克一个朋?所持的灵魂转世说，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学过，而是因为她并不需要这些学术论据来支撑她的信仰。而罗伊克和他的朋友们，或者说他的同道们，则不能够相信任何他们没有读到过，或是没有以文字或语言的方式向他们展现过的东西。在这一幕中，侯麦用了一种回归戏剧的方式，他让我们看到罗伊克在费利西面前重复朗读柏拉图的文本，用以证明费利西和罗伊克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衡量的差距。费利西所代表的个体以她的方式对超现实或者说超自然的现实表示认同，而罗伊克这类个体则要通过理性介入才能够达到。因而，费利西在片中嘲笑罗伊克所理解的基督教也就并非偶然了。
这种区分在《圆月映花都》(Les nuits de la pleine lune)一片中就变得清晰多了。奥达弗(Octave)曾经是一个教师，虽然在奥尔良工作，却宁可每晚都赶回巴黎。在某个社会学论题上，这种安排的意义还可以落实得更具体切实：将教育作为一个过渡状况，事事以巴黎为参照，而一个在精神方面有所追求的人是不能离开这些生活的。奥达弗比维达勒更进一步，从上述意义上来说，他体现并概括了一个社会文化阶层思考并生活的方式，或者说就是一种观念。他与路易丝(Louise)之间的关系正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被指涉或作为征候被提及，他在片中所占据的时空并不少于路易丝的丈夫雷米(Rémi)。他甚至比《女收藏家》(La collectionneuse)中位于某个序幕边缘处的那位作家占据了更多的时空。但或许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教师和作家（或许还应该加上艺术家）的头衔是相同的，并不是说在精神层面的所指是相同的，而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现实体现是相同的。他们用理性改造着他们与生活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并且也传播着这种关系。因而，侯麦在《女收藏家》一片的某段序幕中，让阿兰•茹弗鲁瓦(Alain Jouffroy)扮演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这并不是偶然的。同样，奥萝拉(Aurora)（《克莱尔的膝盖》）坚持远距离观察着这段情节，就好像那是她自己的经历一样，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一行为预示着以后克拉里斯的举动（《好姻缘》），她身上融合了前面诸多人物类型，也预示了马戈(Margot) (《夏天的故事》)的行为，以及《秋天的故事》中的女大学生。
尽管他们喜欢提出假设，鼓动其他人投入到他们自己不会踏入的活动(或者表面上看来他们是采用拒绝态度的活动)中去，奥萝拉和克拉里斯仍然是慕德（Maud）和维达勒的直接延续(《在慕德家的一夜》)。奥萝拉更多地打算试验世上的人，而不是分析人世间的规律与结构这些支配和解释人们生活的东西，那么归根结底，她还是更接近于思想者而不是知识分子。她象征了侯麦所描画的人类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由那些通过语言，将自己的行为和举动理性化，或至少是形式化的个体所构成的。
并非出于偶然，从《克莱尔的膝盖》开始，侯麦就把这些人物的语言与另一些人的行为构成了一组对照，这些人或者是比他们更年轻，或者虽然也是成年人，却与他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并不相同，因为后者并不把语言视为一种交流媒介或反映现象的屏幕。在这层意义上，《秋天的故事》里的哲学老师和女学生构成了对照，正如与他们遥相呼应的《克莱尔的膝盖》一片中热洛姆(Jérme)和劳拉(Laura)构成一组对照一样。这个能够与成年人成为朋友的女大学生，与劳拉相比，显然更进一步突出了主动一方的双重性和思辨性。《飞行员的妻子》中的大学生与女职员夫妇身上还比较潜在的意味，也同样可以在《冬天的故事》中学哲学的图书管理员罗伊克(Loc)以及女理发师费利西(Félicie)那里寻找到并最终完成。《冬天的故事》中讨论的那些场景正与《在慕德家的一夜》的中心场景遥相呼应，因此我们在其中看到提及帕斯卡、柏拉图这些人也就并不偶然了。费利西（她就像是《绿光》中萨比娜的姐姐）刚好相信预言，甚至也有点相信神迹，但很厌烦罗伊克一个朋?所持的灵魂转世说，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学过，而是因为她并不需要这些学术论据来支撑她的信仰。而罗伊克和他的朋友们，或者说他的同道们，则不能够相信任何他们没有读到过，或是没有以文字或语言的方式向他们展现过的东西。在这一幕中，侯麦用了一种回归戏剧的方式，他让我们看到罗伊克在费利西面前重复朗读柏拉图的文本，用以证明费利西和罗伊克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衡量的差距。费利西所代表的个体以她的方式对超现实或者说超自然的现实表示认同，而罗伊克这类个体则要通过理性介入才能够达到。因而，费利西在片中嘲笑罗伊克所理解的基督教也就并非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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