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通过一种嵌套，侯麦在叙述的中心安排了一个误会，而重新超前于所有人物的观众这次并没有受骗上当。在《飞行员的妻子》的尝试之后，他回到了一种古典设置，回到了戏剧式喜剧的模式里——或许关键就在这里。这个误会是《克莱尔的膝盖》中吉尔(Gilles)的背叛的一种新形式。这一背叛行为在不为吉尔所知的情况下被热洛姆利用了，因为最终吉尔对克莱尔说了谎。似乎这个成年人是被一个少年超过了，却没能从中获益。此时对侯麦来说，只是要在成年人与少年的行为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对照关系。在《沙滩上的宝琳》一片中，希尔凡并没有背叛宝琳，他只是代替亨利做出了这样的假象。他是这件事的受害者，因为亨利利用他消除了和宝琳间可能会因此导致的后果，但在对玛丽昂的伤害上，他也是一个同谋。这一次，误会联系并连接了《克莱尔的膝盖》中只是进行了对照、或充其量进行了展望的情节。空间性多于时间性的结构被一种真正的时空结构取而代之了。

　　与玛丽昂•维达尔所写的相反，将叙述集中在一个叙事者身上，可能制造出“约束”并带来动作的统一性，但在“道德故事”系列中完全没有削弱次要情节的可能性。玛丽昂•维达尔：《侯麦的“道德故事”》，第18—19页。至多，这些情节在一开始显得有点隐晦。不过，不管怎么样，在侯麦那里，是否存在着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之分呢？对他来说，那些审美选择的问题不应该用这些“戏剧式”的术语提出来。从一开始，提供给观众的视角就与行动的结构具有同等重要性——如果不是更为重要的话。最初那些影片的论题被应用到这样一个结构中：它在更戏剧化的同时，得以对原先的论题加以延伸，却并没有给予观众一个享有特权的视角。

　　误会在《圆月映花都》和《秋天的故事》中仍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只是它不再具有在《飞行员的妻子》一片中曾有过的结构性特征，即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凝聚点。在《沙滩上的宝琳》中，观众的观点与人物的观点有所差异（观众超前于人物），如果说误会并不是症结所在，它也是处在情节的中心，所揭示的正是所有这些人物的矛盾、模棱两可，甚至异化，因为是误会使它们显现成形。通过它所容纳的多重视角，将玛丽昂/亨利的情节纳入视野，但同时也接纳了那些次要的或是虚拟的情节。如果说对于所有的情节而言观众的预判都超前于片中人物表演的话，《秋天的故事》中的误会却引入了一种开放性。如果说这个误会只是过多地使用了唯一的马嘉莉的话，事实上，它使得另一个故事的可能性、对原先故事进行偏移或翻转的可能性，突然浮现出来。

　　再者，它使得伊莎贝拉的面容（面具？）下浮现出另一副面容，或者说，它一下子用一种强迫人们重读整个叙事的方式照亮了这个人物。作为叙事在那封信之前的一个结局，这个误会是我们的导演最具有自反性的一个，远比之前那些影片的结局更有自反性。

　　在《在慕德家的一夜》中，那场赌赛与其说是戏剧层面的，不如说是心理层面的。在两个男主人公之间，慕德具备着判别者的功能（对其他两个人来说或许也是如此）。而《沙滩上的宝琳》中的皮埃尔既然与玛丽昂相关联，亨利就是一个关系的重新分布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判别者。当《在慕德家的一夜》中，任何一个人物的命运，严格地说，都不再有所牵涉时（我们从叙事者的口中得知弗朗索瓦兹将成为他的妻子，而慕德的离开已经确定了……），我们却看到除了亨利之外，《沙滩上的宝琳》中的人物都投身于他们的感情生活。《绿光》中的德尔菲娜，《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的布朗什，《冬天的故事》中的费利西，包括《夏天的故事》中的马戈就更是如此了。和他们当时关系的空白与不足相对的，《秋天的故事》中的人物寻求着一种新的或是更为真实的感情生活。恰恰相反这与《好姻缘》（让我们把这个例子贯彻到底）也并不矛盾。最初的“道德故事”系列是将观众变为某种社会游戏的同谋，或至少是见证人，这种游戏的作用在于揭示出人物的真实面貌。这一社会游戏在“喜剧与谚语”和“四季故事”系列中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戏剧式的游戏：人物被实现感情的想法所吸引，却同样为他人和自己所欺骗。

　　例如，这一戏剧式的游戏在《克莱尔的膝盖》中就并未缺席，片中奥萝拉想尽办法要让热洛姆出差错。不过，确切地说，在这部处于转折地位的影片中，奥萝拉才是这个以揭示热洛姆真实面貌为唯一目的的游戏的带头人。在《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很大程度地激起布朗什对亚历山大的吸引力的莱阿，是和奥萝拉相同的发起者。这些属于同一缘起的人物有着一种双重的两可的职能。他们是游戏的引发者，也是主人公的密友（即便他们不是等待着成为，而是要求成为，甚至强行成为）。莱阿约束布朗什并不比维达勒（和慕德）约束让路易或奥萝拉约束热洛姆更多。奥萝拉，克拉里斯和奥达弗与热洛姆，萨比娜，路易丝之间的信赖关系要远胜于莱阿与布朗什之间。但奥萝拉也好，克拉里斯也好，她们的行动既然对他们的命运并无影响，她们对此也就没有了兴趣。这些密友，我们可以说，只是明白无误的激发者。和维达勒一样，莱阿也有着一种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他人，甚至促使他行动起来的独特方法。她并不像维达勒之于慕德那样受到亚历山大的束缚，但从她所持的论调背面来看，她却是屈从于他的。她和他从来没有保有过一种清晰的关系，他吸引着她，而她却不自知，或者是不愿意向自己承认这一点。归根结底，她与布朗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就像在《在慕德家的一夜》中让路易的唯一重要性那样。在视角上，是既相似又相反的。这里所牵涉的，不再是维达勒和慕德之间那种含混而暧昧的同谋关系，也不是他们（独自地相互地）逃遁的那个游戏，而是一个（甚至多个）人物不由自主地进行的寻找自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