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三角关系、密友、不忠、误会，诸多轻喜剧与喜剧的结构性特征偏离开它们旧的功能，用以滋养对人物的探究。这些并不混同于某个类型，某个社会阶级（但是他们体现了今天的人的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态度，并经由这种态度，提出了关于文化与文明的问题）的人物，观众总是走在他们之前的。但在观众和片中人物之间并不总是存在这样一段距离，是话语、行为、情节的游戏让观众看到了人物间的矛盾性。

　　问题不仅仅在于通过这种距离而展现出妨碍人物自我认同的一种复杂性。尽管侯麦在演员的技巧上和那些行为主义导演一样下工夫，但他始终是把话语凌驾于动作之上的。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动作来表现出人物未曾明确表达或无法明确表达的真实。他并不是从一种再造真实的技术出发的。他与其说是从眼睛所能理解的所谓真实出发，不如说是从行为的某种虚伪和怪异、某种谎言出发，它虽然与人物的表现有所混淆，但一经被重新构造并搬上舞台，却可以揭示出人物的特点，虽然考虑到“道德故事”、“喜剧与谚语”系列存在着对源自戏剧的手法给予了过多分量的矛盾性。但观众的这种超前只有在它们被用于探究那些假象，深入那些日益性格化的人物内心时才有意义。这种差距通过虚空震撼了对人物的预期。观众的参与并不在对他们所知的那些或是虚无、或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是偶然性事件的期待上。这里所牵涉的并不是一种会逐步转变为快乐的焦虑不安的参与，也不是被阻碍和意外所扰乱的欢快的初期状况，而是看到一个被现实所自限的人物如何反映出他的矛盾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克莱尔的膝盖》到《秋天的故事》，尤为发人深思的就是关于类型的游戏，男主角或是女主角希望成为的，或者正相反，声称已经摆脱的那种女子或是男子的类型。如果说《秋天的故事》中伊莎贝拉向热拉尔德透露马嘉莉的存在那一幕不仅仅是一段寻常而合乎逻辑的小插曲的话（而且，如果从结果来说，伊莎贝拉所做的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那是因为它使得这个问题浮现并且被安排到首要的层面上来。侯麦以及他表达方式中所显露出来的全部的才智，并没有对这种努力的虚伪性和它所包含的一意孤行有所嘲讽。他在这种虚伪和一意孤行中表现了已经具有某种象征性意味的热拉尔德对自己所说的谎言。他说他从来只认识地中海沿岸的姑娘，他可以和伊莎贝拉建立某种关系，他再也不会获得更标准的女子类型了！但他看到马嘉莉照片时的反应很快出卖了他，也推翻了这些话。他们对葡萄酒的共同品味或许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

　　这些个体既没有符合他们遥远的对应者在结构上（以及思想观念上）的职能，他们的面具对观众来说也不足以成为快乐的保障，这些被侯麦搬上舞台的个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人物”。一切都蕴藏在情境与人物的差距之中，在传统的情境与并不试图成为人物的人物——更确切地说，与尽管浸淫在传统的观念、意象与神话之中，却向往着个性特征的人物——之间的差距中。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观众与所有的人物、观众与舞台之间都保持着同样距离的戏剧技法，这里最终难道不是像心理分析小说中那样，是人物被送回到他们的“角色”，送回他们的“人格面具”人格面具(persona)一词来自拉丁语，原指戏剧表演时所戴的面具，并由此引申出角色、人物、人格等意义。荣格在其心理学著述中，借用这一单词来指称人格结构中的一种原型：即在公众场合呈现出与己有利的形象，以求得到社会的悦纳，故又称从众求同原型。荣格认为这一原型是人心灵的“外貌”。中文译为人格面具，意在涵盖这一单词原有的两个层面。——译注——从戏剧层面的意义或是从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意义来讲——的历程吗？这样的一种比较，既不是结构主义的，也不是叙事学的，确切来说也不是主体分析式的，它的意义只在于能够帮助理解侯麦的深刻意图，他把文学体裁更多地当做所指之物，而不是指涉关系。描绘那些把自己看做是小说或戏剧中主人公的人物，并不是用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把小说或戏剧纳入视野，而是用电影的手段来处理小说或戏剧的问题、那些以文学体裁为形式和载体来进行的追问。

　　不管涉及的是短篇小说还是戏剧，是时间叙事还是戏剧游戏，即便我们能将这两者区分开来，行动和叙事也永远没有终结。它们没有最终解决，总是朝向一个新的发现敞开着，更确切地说是搁置着。因此，我们离“马利伏体”很远，至少离人们习惯称之为“马利伏体”的东西很远，它实际上只是对马利伏戏剧艺术和戏剧语言、对他戏剧的意义的一种夸张和扭曲。马利伏展现的是一些在他们身上总是存在着社会期待和内心追求的矛盾冲突的人物。不过，这并不是古典悲剧那种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爱的激情和政治意图之间、爱情与权力之间，被深化为激情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的外在表现的矛盾冲突，但这是另一种角度和层面。马利伏的人物从不容许自己表达一种在他们的地位或社会认识上觉得不可能的爱情，这些东西让他们否认了爱情是相互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所投身的游戏也就是一种依赖，用以保障对他们所怀疑的东西的依赖。《爱情与冒险的游戏》的作者坚持不懈地表现的就是：爱总是一份惊喜，它总是不请自来，既不符合一些人的事先计划，也不会迎合另一些人的固有成见。语言技巧、场景设计和装饰的滑稽面具（马利伏的剧作中时常有人物伪装甚至改换身份的混乱场面），都是阻隔在个体与他愿望成真之间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强加的这种怀疑和距离的表现。如果说人的行动说了谎，那是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为严苛的社会风俗和成见所支配的社会中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利伏的世界是与自由主义思想相对的。它所展现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