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不仅仅是各种建筑要素的总体，在《狮子星座》中它也是一个戏剧结构。首先，它是被突发事件从淡漠与懒惰所滋生出的静止和委靡中拖出来的人物所必须去亲身丈量的空间。在这之前，他的运动只是坐在汽车里从一个室内来到另一个室内。

　　这种运动却又是矛盾的：他出来了，却不知哪里是出路；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是禁闭。一个象征性的颠覆是：这个人物在睡梦中突然得知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使他无法出门。他所走过的那些街巷和石块组成的迷宫，不无深意地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崭新的贝壳。中心部分道路更密集也更幽暗一些，朝向外围就没有那么挤也更敞亮了，不过与其说是空间更宽敞了，不如说是里面更空旷了。返回中心时，路又再度稠密起来。尽管在细节上（与行人的对照，主人公的绝望与他们的舒适条件和饮食间的对比）呈现出某些相似性，但这一旅程的意义与影片《偷自行车的人》(Le voleur de bicyclette)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导演为德•西卡。——译注中所描述的是不一样的。这里谈的是精神，而不是经济和社会条件。在这里，导演着眼于：受到束缚的人负担的逐渐沉重，他与他梦中的最初投影、醉中的飞跃大相径庭，他感受到了肉身的负担，他受到了肉身的考验。由此，我们想到罗西里尼执导的《意大利之旅》这部影片，片中，城市是一系列感情震撼的背景，个体向自己揭露自我的动力。这种形而上学的内涵在两位导演这里是共通的。不过在侯麦的影片里，造型的模式拥有优先权。他的蒙太奇是线性的，叙事性的，而不像罗西里尼那样是辩证的，因而，现实在作为一个诗意对象的同时，也是一个戏剧性的对象。《意大利之旅》一片建立在私人场景和对那不勒斯——其实质有赖于与女主角眼光的对照——的探索镜头的交替之上，不管这部影片多么具有独创性，在其剧本艺术之外，它别无意义。而《狮子星座》一片，一旦展览和最初的事故发生了，就只是一个运动的展开，是一种变化的呈现。

　　侯麦运用了新浪潮和新现实主义的一些方法和美学观点，但是他赋予了它们另一种风格的含义。不管表面看上去如何，我们实际上更接近了古典电影类型中（尤其是在美国的）环境与背景的诗学功能。《蒙索的女面包师》、《苏珊的生涯》这两部影片，情节与叙述走在了场面调度之前，心理斗争更多的是对观众而不是对演员表演提出要求，它们比《狮子星座》更像新浪潮电影。在这里，作为时间真实形式的空间，是人物发生转变的场所，在《蒙索的女面包师》中，空间是一个框架，这种框架的永恒性与它原则上的寻求形成了对照。这样，这部影片就否定了在《狮子星座》中起支配作用的空间的隐喻概念。在情节中，城市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导演对他的手法的意义进行了一种颠覆。在《狮子星座》中，城市是一种接收器，也是一种催化剂，人物在这里揭示出他与世界、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蒙索的女面包师》一片的女主角，像之前那些同类人物一样，是处于休假的状态下的话，那么其实城市并不是一个无目的地漫步的地方，而是某种探求所选定的空间。

　　这种探求，虽然部分地建立在偶然性之上，但也同样依赖于城市这个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相遇的可能性。

　　在有限数量的地点中，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人物的主题甚至还不如这种探求的空间属性来得重要。城市是最初的相遇的背景环境，也是总让同一个女孩出现在面前的机遇的背景环境，那么，它当然必须再次创造这样的机会。那么，认为主人公期待的就是城市在这方面所给予的可能性是否也并不为过呢？街道、户外，对他来说，就是真正的生存的空间。这个来自外省的大学生从来没有在他家里的私人场景中被展现过，他省去了午饭，以便可以在这个被认为最适宜于那被期待的相遇和追寻的时刻里待在室外。

　　《午后之爱》中的主人公弗里德里克也同样把街道理解为精神上的虚拟的挑逗的追寻空间。《圆月映花都》片中的奥达弗也声称无法居住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因为近在咫尺的街道，给了他众多相遇的可能性，甚至即便他不走出公寓时也是一样。《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对塞日新城相对于巴黎的所在位置评头论足的那个亚历山大，还自称是“城市群里的人”。在侯麦的影片中，城市，作为一个拥有可能性的范围，是机遇决定爱情生活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确保相遇的地方。《冬天的故事》中的费利西以为在巴黎看到了查理，而事实上后来她也确实在那里再度遇见了他。看到侯麦在这里赋予机遇和街道的会聚功能，我们会想到《连通器》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的小说，写于1932年。——译注的第二章，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那里把街道变为寻求爱情的场所。相遇一次次成为失败的经历，但机遇又一次次地重新带来相遇。不过在安德烈•布勒东看来，这种活动只是人物在对抗关系破裂后产生的绝望情绪的救生圈，甚至是对付“情感与性的下意识反应”的救生圈。这种依赖“在本质上是一种迂回”，假如它无谓地延续下去，则会导致“一些反人性的举动，并促成一些错误的行为”安德烈•布勒东：《连通器》，巴黎：伽利马尔出版社，1995，后被收入“思想/NRF”丛书，第223辑。。在《狂爱》布勒东的小说，写于1937年。——译注中，他已经揭露说无可选择是婚姻关系的主导因素，而它同时也为爱情的真实性和强烈性带来了阻碍。所以，对他来说，无论人物如何为命运所驱使，寄希望于偶然也不过是绝望的替代品，是种对选择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