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层面上，退缩或是放弃机遇的诱惑与强调机遇并不形成什么冲突。只不过是一部分电影强调前者而另一部分电影强调后者而已。奇怪的是，那些选择退避并且轻易就向外界诱惑作出回应的侯麦式人物，没有任何地方来固定、安居并且沉思。没有任何空间反映出这种价值观。截止到《圆月映花都》一片中的奥达弗，《午后之爱》中的弗里德里克是第一个真正拥有家的人物。《女收藏家》和《克莱尔的膝盖》的主人公都只有一些借来的住所。至于《秋天的故事》中的热拉尔德，我们只在公众场合见过他，他既没有住所，在当地也不认识任何人。《春天的故事》中的伊戈尔几乎从来都不在家。《夏天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人物有家，有一个生活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加斯帕尔并不比《好姻缘》中的萨比娜少一些飘忽不定性（至少从主题上说是如此）。从一处省略到另一处，从摄像机镜头里只见马戈和他沿着海岸边的小径，在陆地与大海之间漫步。热洛姆所住的那座房子是家族的住宅，对此也并无影响。作为《女收藏家》一片中那所主人公逗留的外省乡村小别墅的延续，这幢房子使人回想起过去，想到外省生活的宁静祥和、安居乐业。但是热洛姆说的一番话在许多方面却与这种已有些古老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因而，他来卖这所房子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吗？这个居无定所的外交官，从此也不再有可扎根的地方了。这难道不是某种中断的标志，想要与他的源头从此切断联系的标志吗？热洛姆几乎一直都在船上生活，他并不属于这片呼唤人走向静谧与归隐的风景。那片湖泊，他走遍了，从这一头来到那一头，从这一侧河岸去往那一侧，就好像他急不可耐地想从中摆脱出来，想和这孕育他的环境脱离开来。他并不像奥萝拉那样从阳台和堆满了绿色植物的小窝那边注视着这湖泊。伊莎贝拉在马嘉莉家时，一次同热拉尔德一同散步，发现了那个山谷（《秋天的故事》），但她也只是在那里随意徘徊了一下，并没有认真走完那些道路。

　　《沙滩上的宝琳》中的亨利也和热洛姆一样，做着一份使他远离故土的工作。但是他每年都会回到那所老宅子去，甚至为了避免那座住宅被卖掉，他干脆把它从兄弟们手里买了下来。这个已经有过婚姻经历的人物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尚处在婚姻门槛上的热洛姆的对立面。据说，是他的女儿促成他这种定期返乡的习惯的。他将孩子这种寻根的需求与他居无定所的状况构成了一组对照。在《克莱尔的膝盖》中，结婚和父辈房屋的出售是同步进行的。在这里，婚姻的失败与一番关于男人的游牧状态的话是相关联的。不过亨利把自己表现得和说得比实际更飘忽不定。当人们问到他的职业意味着什么时，他回答说：“哦，显然，这让我在各地的逗留时间延长了。”这种游牧状态，是热洛姆从来没有要求过的。命运让他在各处逗留中一再遇到的吕桑德(Lucinde)，是一个起着稳定作用的因素。她难道不是某种稳定性和容纳性的征兆或许诺吗？她不正是那已经可能并且也可以合法出售的父辈的房屋的替代品吗？当亨利说起他女儿这种对于根源的需求时，对于他定期回到老宅这一举动，一则是一种辩护，一则也是一种解释。这个如此强调运动，其实只是为了对代表着固定的思乡情结作出一种反应的人物，是不是当真与热洛姆是背道而驰的呢？他所持的游牧主义观点，所针对的只是家的这种母性价值。对他构成障碍的并不是房子本身——他自己也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而是女人的占有欲。在一所房屋中，他所拒绝的，是一个与房屋相认同的女人希望把他也吸纳到房屋中去。他意味深长地借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我女儿的母亲是一个坚决要与房屋同一化的女人。而我……我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我也不喜欢一个女人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迫使我把她看做某种家具。”这是在说，与这位他在所有女子中追寻着，却又同时逃避着的母亲相比，他所置身的是怎样的一种模棱两可的立场。最后他准备同一位在某次航行的中途停靠时送了他一艘船、而不是一所房子的伊奈丝(Inès)一同启程，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管是什么样的偶然性把他带到了那里，也不论这个论题中包含着怎样的讽刺，《在慕德家的一夜》的叙述者是在两个女子家里度过了事件发生的那两个夜晚。在最初几个镜头里，我们看到他离开的那所房子，就像《蒙索的女面包师》和《苏珊的生涯》里主人公的卧室那样，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的场所，而不是一处生活的空间或地方。在一个山区风光的全景镜头之后，影片的第三组镜头，即房屋内部景象的一个反打镜头（一个中景）里，框进的是坐在阳台上的让路易。他走了进来，关上了玻璃门，并且从摄像机镜头前经过，走出了取景框。在这个背光拍摄的房间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它只不过是处在风景与汽车之间的一个过渡的地点。

　　慕德是这部影片中唯一一个拥有生活空间，拥有家的人?。在《午后之爱》一片中，房屋是体现家庭价值——尤其是母性价值（怀孕强调了孩子的存在）的空间。在《克莱尔的膝盖》一片中，奥萝拉有自己的卧室，劳拉的母亲有自己的房子。而热洛姆常去的则只是那些更像博物馆而不是住所的地方（我们会想到那些书籍和壁画）。难道在侯麦的世界里，家是一个女性的实体吗？在《飞行员的妻子》中，弗朗索瓦那间使人联想起“道德故事”中主人公房间的学生卧室，与安娜的单间公寓之间的对照，进一步加强了《在慕德家的一夜》中的这种对立关系。慕德那间实用的功能性的公寓让人更多地想到了一种社会功能而非一种文化。随着克莱尔母亲的住宅的出现（《克莱尔的膝盖》），享乐和私人的价值开始占据了多得多的分量，尽管——就像在《在慕德家的一夜》中那样——我们还是会从中察觉到某个中间阶层，某些笨拙地置身于社会发展、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半资产阶级，在品味上表现出的模棱两可。安娜则没有之前的女主角的社会身份，她的工作室既不具有文化地位，也没有什么文化内涵。我们处在之前那些模糊状态之外。这一次，一切都指向私人，从某些角度来看，也指向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