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萝拉关闭了那家刚开张不久的陈列侯麦介绍的艺术家作品的画廊，这同样是侯麦的人文主义观念的一个象征，他认为：生活是浸淫在艺术之中的，艺术活动是联结真实与现实的纽带。从《女收藏家》的序幕开始，侯麦就更多的是在分析生活态度，而非描绘人物身份。他将人物同他们的话语对照起来，从而给予了他们一种批评的视野，这一点在《双姝奇缘》和《母亲和孩子,1907》（Mère et enfant,1907,“巴黎的约会”中的一个短片）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在那里，他把一些大学生和一个画商，一位艺术家和一个编辑构成了对照。

　　艺术圈，就通过这种方式被展现在银幕上，从《女收藏家》的序幕起，它就和知识分子一同成为作者分析的对象。导演在这里让人们表演了一个真实的作家和一个现实的画家；他围绕一幅真实的绘画作品设计了一幕场景。尽管这一幕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它只是这位作家的一段独白：关于物的话语，就像在侯麦其他影片中那样，总是被人物的行动或事实所否定。阿兰•茹弗鲁瓦在夸赞与物保持距离的价值时割了自己的手指，这一事故似乎正论证了他的话，但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了这些合宜举止的无用性。

　　谈话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特点是与精致生活追求互为参照。追求精致生活的人致力于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种艺术；他们并不创造什么，他们只是自己的艺术家。“你所创造的，正是人周围的这种虚空，”阿兰•茹弗鲁瓦说，“是你用那些在别处的物创造出来的。但总的来说，你也完全可以摆脱这些物。”这难道不是在说，达尼埃尔(Daniel)的艺术只是一种假象、是一种社会态度的象征，它更多的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一种行动、一种替代品吗？达尼埃尔回答阿兰的是一个无声的微笑，在表现出他些许的不自在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一种赞同。这难道不是反映出他观念上也存在着一种模糊吗？他之后虽然也声称他在探索的是一种间离效果，一种纯粹性，不过他在阿德里安(Adrien)和艾德(Haydée)在场的情况下（如果她不在，也许他就不会持这种观点了）发表这番言论的场景是典型的侯麦式场景之一，作者通过在言语和行为间反映出的差距，展现人物虚假的信仰，甚至是心理的双重性。达尼埃尔远不是将生活营造为一种艺术，他只是在生活中秉持了一种言论，而艺术反而成为话语的一个象征物。在他的生命中，艺术只不过是一副面具，在他这里，精致生活的追求只存在于口头。

　　对话者阿德里安是个次要人物，从很多方面来看，他是达尼埃尔的复制品，那么他有没有更好地把生活变成艺术呢？他不满足于只是清楚地表示出对金钱的蔑视，以拒绝被同化到那些工作着的人群中去。他一方面不断声明自己很忙（这将是他六年来第一次放假），一方面又要求他的工作具有或者能带来消遣娱乐的成分。与那种工作是“向前逃跑”的观念相比较，他要求的是不工作的勇气，什么都不做的懒惰和艺术。但他又自夸有一份在别人止步处开始的工作。在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对矛盾、虚荣和蔑视的偏好，而不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如果说阿德里安的话语是生发出精致生活的参照依据的话，他事实上并没有将生活变为艺术，而只是做了一番表演而已。

　　尽管一个致力于艺术，一个热心于悖论，但达尼埃尔与阿德里安并没有真正代表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仅仅是通过那些方针原则上的要求而确定了那些术语罢了。他们的行为最终否定了他们的言论。

　　人们也许很容易地就会把这些伪艺术家和伪知识分子同学生邮递员安娜、弗朗索瓦（《飞行员的妻子》），同女秘书德尔菲娜(Delphine)（《绿光》），同自学绘画的雷内特（《双姝奇缘》），同艺术学院的学生娜塔莎（《春天的故事》），同罗伊克的理发师、图书管理员马克桑斯（Maxence）（《冬天的故事》），同数学系学生、作曲家加斯帕尔(Gaspard)（《夏天的故事》）对比起来。或许太容易了一点。

　　没有这么明显，但或许更具代表性的，是劳拉的母亲（《克莱尔的膝盖》）、萨比娜的母亲（《好姻缘》）和《秋天的故事》中的伊莎贝拉(Isabelle)。她们都属于半资产阶级，有一个是外交官，有一个来自医生家庭，相互之间有所接触。从儿科医生慕德，到《好姻缘》中的律师埃德蒙(Edmond)，再到《圆月映花都》中的建筑师雷米，侯麦给予了自由职业一种无可辩驳的重要性。这点直到“四季故事”系列才渐渐淡化。《午后之爱》中的弗里德里克也不足以推翻这一印象。不论是《克莱尔的膝盖》中的外交官热洛姆、《沙滩上的宝琳》中的人种学家亨利(Henri)、《大树、市长和文化馆》里的议员于连(Julien)，还是《秋天的故事》中的书店老板伊莎贝拉，甚至《午后之爱》里的保险人弗里德里克，所有这些侯麦影片中的人物，无论如何，履行的基本都是一些传统的职能。除了雷米，只有《在慕德家的一夜》和《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的工程师，同一影片中的布朗什，《春天的故事》中的文化专员（不过难道这不是一位作家或者一位失败了的艺术家吗？）强调了某种现代性。如果用一些更为理性的标准来看，只有参加了新城规划整改的雷米会留在这个行列里。

　　雷米居住在他所从事职业的当地，不过他也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唯一一个真正投身在工作中的人物。我们并不清楚《秋天的故事》中那个书商的丈夫究竟是做什么的。回应他广告的热拉尔德(Gérald)自称忙于自己的工作，但关于他的工作的情况在影片里也没有任何呈现。侯麦自己承认对表现工作的情况没有兴趣。《好姻缘》中的埃德蒙自称痴迷并全身心投入他的事业中，不过在他那里，社会地位——这个用语本身就具有指示意义——的意义要超出工作本身的意义之上。《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的两位主角就直接说他们的“境况不错”。甚至，当侯麦与初期的道德故事相反，开始描绘那些从事一份具体职业的个体时，工作仍然不是他们生活的规范。他们并没有赋予工作某种伦理学的意义。工作并没有被看做个体实现自我的方式。最为著名的一个例外无疑在《秋天的故事》中的马嘉莉身上，这个葡萄种植者声称自己是个工匠，而不是生产商，还执意消除她行为活动的商业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