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达勒（《在慕德家的一夜》）、亨利（《沙滩上的宝琳》）和亚历山大(Alexandre)（《我女朋友的男朋友》），这些闭口不谈工作、只在恬不知耻和游戏生活之间摇摆的人，则与上面所说的人物形成了两极。不过，在他们的处境和话语这些表面上的差距之外，侯麦的人物拥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个有意识地去描绘休假时期，并且着力展现处于休假状态中的人物的导演这里，他所刻画的是男劳动者还是女劳动者，是教师还是学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探索和展现生活的景象，而不单单是描绘社会状况或是生活目标。所以，并非偶然的，从《在慕德家的一夜》和《女收藏家》开始，影片的主要人物就谈到要创造空闲或是把生活押在一个赌注上。尽管他们强调理智，他们也有一套对事物进行理论化的方法，不过，和相信扑克上写着的命运的德尔菲娜（《绿光》），或是迷恋自然而向米拉贝勒宣扬蓝色钟点的雷内特（《双姝奇缘》），或者相信她的白马王子会回来的费利西（《冬天的故事》）相比较，他们当真有什么不同吗？德尔菲娜接受素食主义观点，不管表面上看来如何，从本体论层面来说，难道与“道德故事”中许多人物的享乐主义有什么不同吗？更何况《秋天的故事》中一上来就通过对葡萄酒的了解使热拉尔德与马嘉莉这两个人相互靠近了呢？

　　侯麦的人物同样也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所说的休闲男女。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电影导演没有展现休闲的场景。我们可以列举诸如（这里只不过是一些例子）《克莱尔的膝盖》中的网球，《我女朋友的男朋友》和《沙滩上的宝琳》中的帆板，《冬天的故事》和《夏天的故事》中的海滩，《双姝奇缘》和《春天的故事》中的乡村，《冬天的故事》中的剧院……不过，只需从《克莱尔的膝盖》、《沙滩上的宝琳》和《冬天的故事》的序幕来看，我们就可发现侯麦更多的是将重点放在工作／假期这一组配对主题上，并由此达到对在今天的社会中用语不断被改换更新的城市／自然这组对比的强调。像皮埃尔(Pierre)（《沙滩上的宝琳》）、雷米（《圆月映花都》）、法比安(Fabien)（《我女朋友的男朋友》）在影片中正在进行体育运动，

　　他们至少是在这些运动状态中被展现的，这些属于例外情况。但即便是例外，他们仍然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事实上他们依然与大众的休闲活动，与假期里公众的集体的娱乐方式保持着距离。阿德里安甚至公开表现出一种对娱乐文明的真正的蔑视。影片展现的方式使他们远离这些娱乐方式，即便他们正在进行这项运动。

　　不管是涉及工作还是休闲，这个看不出生活在受到社会限制的时间中的个体并不像一个现代人，至少并不像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他似乎更多关注自身，更在意如何作为一个男人、女人或个体存在去实现自己，而不是如何作为职业社会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去表演。还是用几个例子来看，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埃德蒙（《好姻缘》）、雷米（《圆月映花都》）和马嘉莉（《秋天的故事》）对社会接纳度的漠不关心，和热洛姆（《克莱尔的膝盖》）、亨利（《沙滩上的宝琳》）、加斯帕尔（《夏天的故事》）在假期中最初对人群的疏远。所以，侯麦的人物那样快地就把艺术家、大资产阶级、政治人物，所有那些会牵扯到表演与传媒的东西都排斥在外也就毫不为奇了。《大树、市长和文化馆》是否属于例外呢？我们的导演在这里对新闻界以及政界所投诸的讥讽确切地说是完备了而非偏移了之前的描述。那位议员更多地是在面对自我而不是履行他的职务。不具一般性（考虑到那些体系化的表演更多地属于文学性而非社会历史性），也不局限于传媒的环境，侯麦电影中人物的表现难道不是20世纪后半叶电影创作对现代人的心理，对一个人们都在反省自身和重新认识个体的时代的最好展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