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 1
埃里克·侯麦 作者：米歇尔·塞尔索 2007-07-04 11:24
对人物和社会职业背景的选择表明了一种意愿，即是否希望属于该人物的那个世界和他的那个时代。人物的话语，通过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对号入座，并且找到它们的解释与合理性。这样一个假设值得仔细考量。
萨比娜的那个丈夫是医生的女友（《好姻缘》），住在外省小城里中世纪建筑的部分，这里是古董商和手艺人的聚集地。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特征性因素，它事实上是侯麦式人文精神生长的沃土，但仅此而已。选择居住在城市的这一角，那些修缮过的老屋里萨比娜的母亲就无法让自己享受这种奢侈。，牵连着的是一种过去的时光所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和品味。
在慕德身上，现代性要更多一些，尽管她同样是外省人。不过，到《克莱尔的膝盖》一片中的热洛姆就出现了一种断裂。作为外交官，他时常被要求更换住处，他出现时是来出售他儿时的住宅，这是他们家族的一所百年老宅，装饰着壁画，摆满了老式家具，外面是一所废弃的大宅子，一部分已经被出售了（从前种葡萄的地方已经修建起了一个网球场）。《女收藏家》中的那座乡村别墅，早已变成普通的乡间房屋，而房屋的主人也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克莱尔的膝盖》中就不至于此了，导演所描绘的地方使人想起的是一个家族的过去，映照出的是一种因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休闲的新定义所带来的衰败状况。网球场的建立表明，葡萄——曾经提供过热洛姆邀请奥萝拉品尝的最后几瓶葡萄酒的原料——所反映的那种生活的艺术已经不再合乎时宜了。新的文明包含了更多休闲性的体育实践，而非农产品的种植活动。即便不提及《秋天的故事》中的马嘉莉，这也是很重要的。通过证明“罗纳河谷”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葡萄酒，通过排斥数量而追求质量，她想要与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重建和保持传统。从《在慕德家的一夜》到《克莱尔的膝盖》再到《秋天的故事》，侯麦用一种同样的品评葡萄酒的能力把作品中诸多关键人物联结起来。作为一种可供识别和估量的要素，这种能力在最后一部影片中不仅仅是作为可能达成的理解的一个符码存在的，它也使伊莎贝拉让朋友传递布告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和可笑起来。
不过，在《克莱尔的膝盖》中，奥萝拉所居住的房子则是一种在进程中变动的象征。热洛姆和瓦尔特(Walter)夫人两家在日常关系上应当是很接近的——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热洛姆曾和这位邻居的兄弟们一起玩过。但是，瓦尔特夫人家的房子，陈设着乡村风格家具的高山木屋加重了风格布局的乡村气息以及自然价值观的保留。在她身上，与其说营造了旧的价值观念，不如说象征了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她表现出一种综合各种因素的意愿，一种对平衡生活的追求。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了舒适的起居设施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要素，但同时，人们也选择了那种能让人想起从前的优雅情趣的建筑。
瓦尔特夫人的房子旁边挨着一处野营地，而热洛姆的家邻近一处网球场。这是相似的，但更重要的是不同。那些野营者是纷争的来源，而这是网球场所带不来的，因为后者并不那样属于大众娱乐活动，并不那样表现出假期的这种民主意味。导演是不是想表明瓦尔特夫人的住宅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而只能是一个过渡状态呢？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些立场正在变得坚定的证据。当野营地的看管者指责他们划船靠得太近时，克莱尔（Claire）的朋友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野营者的干扰。这就是说，在瓦尔特夫人家是不可能像劳拉在热洛姆那里饱餐花园里的水果那样自在随心的。这条线索同时也是非常有象征性的。瓦尔特夫人的房屋是常住着人的，维护得很好，在这点上它与热洛姆的家截然不同，他的家疏于照管，因为这对他来说只是已消逝的过去的一个符号。这是宅第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而且，由于它难于建造也难于保存，就显得尤为坚守自我和对外封闭。
这位有工作的瓦尔特夫人，在侯麦的电影人物谱系中是萨比娜母亲的雏形（《好姻缘》）。后者在小镇上的那所房屋就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木屋，旁边挨着克拉里斯的资产阶级式的房子和举行婚礼的那座贵族宅第，它们正是热洛姆的家的对等物。侯麦人物的住宅在这层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系列，它们根据各自与现代性的融合程度而处于不同的状态，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拉开了不同的距离。从马嘉莉的农场，到那位教师的第二住宅，再到伊莎贝拉的资产阶级房屋，《秋天的故事》里还仍然表现着这样的一组变体。在电影《春天的故事》中那些巴黎公寓房和乡间别墅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侯麦的影片常常在巴黎和外省之间交替地拍摄，尽管《好姻缘》的镜头跨了这两边，但是侯麦并没有在这两者间建立起一种区分性，更没有保持这种区分性。埃德蒙在巴黎的小屋和他外省表兄的住宅均表现出他们对旧日建筑风格的眷恋之情。在《午后之爱》中，侯麦已经对巴黎和它的郊区作了一种区分（这一点在《圆月映花都》中还有进一步的深入）。无疑，弗里德里克的小楼不再有瓦尔特夫人房子的那种乡村风味，它接纳了一些现代建筑的观念。不过，处在那样一个仍然给自然留有一席之地的环境里，它还是象征了一种为了融入自然环境——或者是对重新融入的幻想也好——而对城市文明的抛弃，或至少是拒绝。在这层意义上，它所追求的就只能是某种对具体情况的适应。这一问题在《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将塞日蓬图瓦斯塞日蓬图瓦斯(CergyPontoise)，瓦勒德瓦兹省新城，在巴黎西北郊。——译注的新城与西部郊区的传统建筑作了一个比较。《圆月映花都》和《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的人物处在那样一个完全现代化，甚至是未来主义风格的环境中，他们对此并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议的，不管这些分歧和争议有没有被表达出来。亚历山大对此所表示的赞赏纯粹是一种附庸风雅式的起哄。这也是一种或许更为危险的适应。
萨比娜的那个丈夫是医生的女友（《好姻缘》），住在外省小城里中世纪建筑的部分，这里是古董商和手艺人的聚集地。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特征性因素，它事实上是侯麦式人文精神生长的沃土，但仅此而已。选择居住在城市的这一角，那些修缮过的老屋里萨比娜的母亲就无法让自己享受这种奢侈。，牵连着的是一种过去的时光所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和品味。
在慕德身上，现代性要更多一些，尽管她同样是外省人。不过，到《克莱尔的膝盖》一片中的热洛姆就出现了一种断裂。作为外交官，他时常被要求更换住处，他出现时是来出售他儿时的住宅，这是他们家族的一所百年老宅，装饰着壁画，摆满了老式家具，外面是一所废弃的大宅子，一部分已经被出售了（从前种葡萄的地方已经修建起了一个网球场）。《女收藏家》中的那座乡村别墅，早已变成普通的乡间房屋，而房屋的主人也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克莱尔的膝盖》中就不至于此了，导演所描绘的地方使人想起的是一个家族的过去，映照出的是一种因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休闲的新定义所带来的衰败状况。网球场的建立表明，葡萄——曾经提供过热洛姆邀请奥萝拉品尝的最后几瓶葡萄酒的原料——所反映的那种生活的艺术已经不再合乎时宜了。新的文明包含了更多休闲性的体育实践，而非农产品的种植活动。即便不提及《秋天的故事》中的马嘉莉，这也是很重要的。通过证明“罗纳河谷”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葡萄酒，通过排斥数量而追求质量，她想要与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重建和保持传统。从《在慕德家的一夜》到《克莱尔的膝盖》再到《秋天的故事》，侯麦用一种同样的品评葡萄酒的能力把作品中诸多关键人物联结起来。作为一种可供识别和估量的要素，这种能力在最后一部影片中不仅仅是作为可能达成的理解的一个符码存在的，它也使伊莎贝拉让朋友传递布告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和可笑起来。
不过，在《克莱尔的膝盖》中，奥萝拉所居住的房子则是一种在进程中变动的象征。热洛姆和瓦尔特(Walter)夫人两家在日常关系上应当是很接近的——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热洛姆曾和这位邻居的兄弟们一起玩过。但是，瓦尔特夫人家的房子，陈设着乡村风格家具的高山木屋加重了风格布局的乡村气息以及自然价值观的保留。在她身上，与其说营造了旧的价值观念，不如说象征了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她表现出一种综合各种因素的意愿，一种对平衡生活的追求。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了舒适的起居设施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要素，但同时，人们也选择了那种能让人想起从前的优雅情趣的建筑。
瓦尔特夫人的房子旁边挨着一处野营地，而热洛姆的家邻近一处网球场。这是相似的，但更重要的是不同。那些野营者是纷争的来源，而这是网球场所带不来的，因为后者并不那样属于大众娱乐活动，并不那样表现出假期的这种民主意味。导演是不是想表明瓦尔特夫人的住宅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而只能是一个过渡状态呢？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些立场正在变得坚定的证据。当野营地的看管者指责他们划船靠得太近时，克莱尔（Claire）的朋友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野营者的干扰。这就是说，在瓦尔特夫人家是不可能像劳拉在热洛姆那里饱餐花园里的水果那样自在随心的。这条线索同时也是非常有象征性的。瓦尔特夫人的房屋是常住着人的，维护得很好，在这点上它与热洛姆的家截然不同，他的家疏于照管，因为这对他来说只是已消逝的过去的一个符号。这是宅第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而且，由于它难于建造也难于保存，就显得尤为坚守自我和对外封闭。
这位有工作的瓦尔特夫人，在侯麦的电影人物谱系中是萨比娜母亲的雏形（《好姻缘》）。后者在小镇上的那所房屋就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木屋，旁边挨着克拉里斯的资产阶级式的房子和举行婚礼的那座贵族宅第，它们正是热洛姆的家的对等物。侯麦人物的住宅在这层意义上构成了一个系列，它们根据各自与现代性的融合程度而处于不同的状态，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拉开了不同的距离。从马嘉莉的农场，到那位教师的第二住宅，再到伊莎贝拉的资产阶级房屋，《秋天的故事》里还仍然表现着这样的一组变体。在电影《春天的故事》中那些巴黎公寓房和乡间别墅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侯麦的影片常常在巴黎和外省之间交替地拍摄，尽管《好姻缘》的镜头跨了这两边，但是侯麦并没有在这两者间建立起一种区分性，更没有保持这种区分性。埃德蒙在巴黎的小屋和他外省表兄的住宅均表现出他们对旧日建筑风格的眷恋之情。在《午后之爱》中，侯麦已经对巴黎和它的郊区作了一种区分（这一点在《圆月映花都》中还有进一步的深入）。无疑，弗里德里克的小楼不再有瓦尔特夫人房子的那种乡村风味，它接纳了一些现代建筑的观念。不过，处在那样一个仍然给自然留有一席之地的环境里，它还是象征了一种为了融入自然环境——或者是对重新融入的幻想也好——而对城市文明的抛弃，或至少是拒绝。在这层意义上，它所追求的就只能是某种对具体情况的适应。这一问题在《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将塞日蓬图瓦斯塞日蓬图瓦斯(CergyPontoise)，瓦勒德瓦兹省新城，在巴黎西北郊。——译注的新城与西部郊区的传统建筑作了一个比较。《圆月映花都》和《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中的人物处在那样一个完全现代化，甚至是未来主义风格的环境中，他们对此并不是没有分歧和争议的，不管这些分歧和争议有没有被表达出来。亚历山大对此所表示的赞赏纯粹是一种附庸风雅式的起哄。这也是一种或许更为危险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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