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弥呼埋葬时有一百名奴婢陪葬，显然需要一个大坟——依据《魏书•倭人传》，大坟直径一百步。这将为此后几世纪开创新风气。当社会更加阶层化之际，统治者想在其在世的几十年的生命结束后夸示其地位。如古代埃及的金字塔那样，巨坟被建立起来。以日本来说，它们通常是自平地隆起的大坟，周围围绕着被称之为“埴轮”的中空的黏土小雕像。

　　埴轮有点神秘，但似乎是墓碑与象征地位的物品的组合。坟墓内也有物品，可能是来世用的。这些物品之中有许多也是象征地位的物品，但它们并非都是用来是夸示的。坟墓里也有大量武器，统治精英们无疑拥有在必要时用武力维持其地位的能力。

　　古坟是本时期适宜的物质象征。然而，本时期最重要的特色是大和国家的出现，大和国家命名是因为其权力据点设在奈良盆地大和之故。

　　大和的卓越成就构成《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叙述的要点。我们先前得知，除了似乎以谈判方式胜过以出云作为权力据点的对手之外，这两本史书并未透露太多的实际过程。日期也不可靠。大多数专家现在相信，第一位可证实的天皇是崇神。《日本书纪》记载，崇神是第十任天皇，死于公元30年，而《古事记》的记载是公元258年。事实上，318年似乎最可能。

　　有人认为，崇神可能是4世纪来自朝鲜的一群骑马民族入侵者的领导人，而建立大和国家的是这些骑马入侵者。

　　“骑民民族”理论最先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由史学家江上波夫提出，现在已有若干衍生理论。在最近几年，Wontack Hong 提出另一衍生理论，认为百济国王入侵日本，导致360年大和国家的统一。“骑马民族”理论未受到广泛支持，但也未完全被否定。一方面，对于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与马有关的海外制造的物品，目前尚无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释。另一方面，令人吃惊的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提及马的次数不多。

　　这并非不可能，但似乎较可能的是，崇神属于大和氏族，而该氏族逐步增加其权力与权威。在这方面，他们与其用单纯的军事对抗，毋宁极度依赖谈判与说服，无疑地也使用威胁与高压。他们偏爱的方法似乎是吸收那些在弥生时代已建立地盘的地方首长，在大和国家里给他们官位。大和朝廷使用官阶与头衔，让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原本是独立地方政权的人在皇室体制中有个人地位。

　　可能的话，与其直接面对强大的威胁，毋宁加以吸收；与其单纯地尝试摧毁潜在对手的力量，不如借用其力量；这样的策略在今日日本仍普遍为人们所偏爱。

　　可能的话，与其直接面对强大的威胁，毋宁加以吸收；与其单纯地尝试摧毁潜在对手的力量，不如借用其力量；这样的策略在今日日本仍普遍为人们所偏爱。

　　K. Mushakoji认为日本对对手的战术是“合并”。K. von Wolferen认为整个日本体系是基于互相适应之利益的调和。M. Kitahara（心理学者）形容历史上日本人偏好对潜在威胁采取的态度为“认同侵略者”，亦即与其企图对抗该威胁的强点，不如加以吸收。另一方面，日本史也显示，当敌人被视为软弱时，日本人不会或不太会避免对抗。

　　在日本史的早期阶段这一策略就已被确认，可见如此传统的源远流长。

　　在有地位意识的时代，大和朝廷有必要颁授官阶与头衔给其吸收的地方首长。大和行政体系是高度阶层化的。豪族皆有氏姓。氏以表示血统，姓则呈示身份之高贵，各氏之姓，皆为世袭。物资与服务的供应由被称为“伴”或“部”的职业团体为之，他们有许多人是朝鲜移民。最下层人是奴婢。高度阶层化是日本人偏好的一个特色。

　　确切日期仍不清楚，可能在4世纪与5世纪期间，大和权威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氏族同盟之中处于“对等者之间的首位”。然而，至6世纪早期，大和皇室似乎已崛起为惟一占优势的家系。从这时起，出云地区的统治者开始向大和统治者纳贡。

　　下面这首据闻是雄略天皇（456～479在位）写的诗，透露出他对于建国的感受：

　　伊人挽篮，篮何盈盈。

　　伊人携铲，铲何纤纤。

　　采药山沿，玉人翩翩。

　　趋近相问，家住何方？是何芳名？

　　朕有大和地，广土至天际；

　　朕有大和地，众民皆我御。

　　欲知家与名，且听朕一言。

　　大和国家很快地以接受并促进佛教的方式巩固其地位。大和国家内特别强大的苏我氏尤其支持佛教。像当时许多贵族家族一样，苏我氏是朝鲜人后裔，他们可能感觉，比起土著，他们和佛教的关系较密切。佛教在6世纪中叶从朝鲜半岛被引进，特别是由百济王国的僧侣学者所引进。100年前将文字引进日本的也是百济学者，他们对于后来输入佛教大有帮助。

　　百济学者能书写汉文（谚文是后来的发明）。日人将汉字予以简化，作为书写日文的表音文字，这一过程是几百年间的逐渐演进。从很早期起，日本不乏能读写汉文的人。然而，有系统地将汉文引进日本乃是5世纪百济学者的功劳。

　　苏我氏正开始依靠诸如通婚等手段控制皇室，他们把佛教视为发展国教的手段，以巩固其政治控制。从用明天皇（585～587在位）开始，他们无疑地说服了皇室接受佛教。

　　皇室本身也认为佛教在政治上非常有用，佛教能把这个新国家团结起来。皇室接受佛教也意味着，佛教的传播有助于皇室权威被人民接受。此外，很重要地，佛教给这个刚崛起的国家某种程度的中国式威严与文明。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不是中国，并且是经由朝鲜引进日本，不是直接来自中国，但在当时佛教在日本被视为是中国的，而不是印度的或朝鲜的。

　　日本很想被别国认真看待。这不光是为了阻止可能的进一步入侵而已，这是做到最好、变成强国的一项衷心的愿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很快地吸收中国文化，直至最后日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中国，没有其他东西可学习的了。在此，我们再度看见日本人愿意去学习、模仿，然后吸收他人长处的一个早期例子。

　　在日本古坟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并不是处于最强大的状态。事实上，在220年汉末与618年唐朝建立之间朝代更迭频繁，大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在古坟时代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分裂成魏、蜀汉、吴三个国家。

　　朝鲜半岛通常是日本接触“外国”最近的点，在300年与668年之间也是三国鼎立的时代——南部的百济与新罗，北部的高句丽。夹在百济与新罗之间也有一个叫做任那的小地方，是由大约6个部落或小王国组成的。

　　《日本书纪》将任那视为是日本的殖民地，但这是不太可能的。《日本书纪》记载，4世纪的神功皇后入侵新罗，这同样也不太可能。日本与朝鲜半岛这些王国的关系，不确切的地方很多，但日本与任那、百济的关系通常是良好、有益的。日本不仅因文字与佛教的传入获益，也因能输入铁矿而获益。

　　日本与新罗的关系不很好，而当新罗从6世纪中叶起在朝鲜半岛强大起来后，日本在半岛的活动也随之衰退。一百年后的663年，日本船队在白村江之役中被新罗船队摧毁，日本在半岛的活动因此告终。新罗然后继续在朝鲜半岛上巩固势力，几年后统一了三国。幸运的是，对于大和新统治者，新罗似乎对乘胜追击入侵日本不感兴趣，但日本的确采取了预防措施，在北九州建立防御工事大宰府。大宰府在后来的几世纪将成为一个重要中心。

　　用明天皇的次子圣德太子（574～622）有一半血统来自苏我氏，他特别热心吸收中国文化。圣德从594年至622年去世这段时期担任推古女王（593～628统治）的摄政，他可能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他不仅大肆建造佛寺，对推广佛教有莫大贡献，并且热心吸收中国的东西。他也重新派遣使节团到那时已统一全中国的隋朝去，并制定中国式的冠位十二阶。后者由名称可知，是以帽子来显示官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