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年，圣德拟定旨在集权中央的《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有浓厚的中国味，尤其是其儒学思想。虽然被视为宪法，然而它大体上是给官员用的指针，特别强调和谐并效忠因神授而合法的皇室权威。宪法第一条开头引用孔子的话“以和为贵”，第八条开头为“朝臣上朝早，退朝晚”，从这两条我们能够稍微窥知宪法性质。

　　苏我氏是早期大和朝廷的一大势力，常常能操纵皇室。然而，在645年，苏我氏在藤原鎌足（614～699）领导的政变中被推翻。此后的几个世纪藤原氏将支配日本宫廷的生活，但他们未改变苏我氏对中国事物的提倡。645年起，鎌足和中大兄皇子（未来的天智天皇，统治期为661～671年）一起推行了基于唐朝中央政府模式的一系列的野心改革，史称“大化革新”。

　　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土地国有，此后田地由政府分配。每6年班田一次，自由的成年男子获得大约1214平方米，成年女子获得约809平方米。其他改革包括用生产物纳税、服劳役、改位阶，并且一改过去迁都的习惯，在难波（大阪）建立永久首都（实际上这个首都仅持续几年）。此外，政府下令调查并登记土地与人口。政府查税收和选叙官员，以杜绝贪污。未经授权的武器被没收。

　　制定中国式律令，以配合改革。律令强调天皇权威，也就是强调中央集权；律令也整顿官僚制，使其合理化。律是刑法，令是国家组织法、行政法、民法。在8世纪期间，虽然律令执行未能始终如人所愿，由大约400名官员构成的一小群官员团体用律令控制了500万人左右的国家。

　　弥生末期人口估计为200万～300万人，大和时代人口则显著增长。虽然相对于中国的6000多万人远较为少，7世纪末日本500万左右的人口，和当时欧洲国家人口比起来仍是一个大数字。

　　人口增长似乎是以波浪状的方式推进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尤其是婴儿，其主要因素是透过和大陆的广泛接触所带来的传染病，诸如天花，而岛国的日本人对这些传染病只有些许或甚至没有免疫力。对于天花的免疫要等将近1000年后。

　　人民面对疾病残害所感受的无助感，可以从诗人山上忆良（约660～733）的诗窥知一二。忆良出身卑贱，但后来升任下级官吏，他是近代以前歌咏日常生活的少数诗人之一，他歌咏的主题包括被其他诗人所回避的东西，诸如疾病、贫穷等。此外，他是一个真正爱家的男人，是日本史上记载的少数公开提早离开宴会以便回家和家人共处的官员之一。他在他的诗《离宴》中写道，他要离宴，因为妻子在等他，孩子可能在哭泣。因此，他的作品是当时实际生活的珍贵史料。以下是他为自己年轻的儿子古日死亡所作的诗：

　　世人爱七宝，于我若无物；

　　天赐宁馨儿，古日胜明珠；

　　天明犹恋床，嬉戏至日升；

　　星夜同赴眠，娇呼共衾枕。

　　腻语乞爹娘，容儿卧中间；

　　并躺成三茎，月桂枝相连。

　　世道艰何似，抚育忍苦辛；

　　同舟共一渡，喜见秧苗欣。

　　未料命多磨，烈风摧扁舟；

　　病魔来相缠，群医皆束手。

　　白麻披吾袖，执镜仰吾首；

　　上祈天庭神，俯面祷地叟。

　　呼天复抢地，勿夺吾所爱；

　　生死掌七权，慈悲悯我哀。

　　奈何形愈消，日见言语少；

　　朝夕复朝夕，奄奄赴阴曹。

　　呆立如枯木，顿足复跺脚；

　　仆地翻似草，捶胸迸哀号。

　　怀抱吾儿身，犹似在襁褓；

　　悠悠魂魄散，天地恨不老。

　　虽然生活对于一般人相当不容易，大和国家已经形成了，日本国形成了。处于国家层次的社会通常有下列特征：有效的统合、社会阶层化与分化，权力透过军队、刑法及国家组织法予以合法化，统治者靠成文法的协助来统治。这些要求在古坟时代结束时都已具备了。“日本”（日出之处）的名称也在这一时代结束时开始被使用。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承认这个国家，因为那些地理上远离大和权力据点的人，在未来的几百年里继续视他们自己是独立的（当时诸如北海道、冲绳等地尚非日本领土）。然而，至少这个体制已形成。

　　皇室也巩固其权力，因为在这时期末天武天皇已编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根据这两本史书，皇室是神的后裔，皇室藉此使其权力合法化。事实上，日本皇室如此巩固了权力，他们至今日仍存在，是世界最长久的皇室家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正式信奉佛教的皇室，竟通过神道的神祇把自己予以合法化，但这只是日本人务实的另一例子。直至今日，日本人继续如此对待宗教，在这儿信奉某宗教，在那儿信奉另一种宗教。如同避免作出善恶的道德判断一样（在他国文化中通常依据宗教价值），这种“务实的笃信”明显地有其深远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