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国家需要首都。若没首都，其中央集权体系将没有真正的核心。在大和时代的最后几个阶段，政府几次企图建立永久首都，但都因不同的原因而失败。例如，675年在难波（今日大阪）与694年在藤原（奈良南方）。

　　然后，710年，首都迁往平城，即今日的奈良。平城仿唐朝首都长安建造，两者都是格子长方形，但平城面积为20平方公里，仅及长安城大约1/4。

　　在不到一百年内，首都再度迁移，平城经证明不是所期盼的永久首都。虽然如此，平城象征了日本努力向中国学习的高度。我们不仅从都市设计，也从诸如东大寺等壮丽建筑物及其巨大青铜佛雕像，看出中国物质文明对它的影响。东大寺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物。广义而言，奈良时代也许短暂，但它最清楚地显示了律令制与其他受到中国启发之政治、法制改革的作用。

　　在奈良时代，汉文写作产生日本最早的真正书籍，《古事记》在712年出现，《日本书纪》在720年出现。不久之后，最早的诗集产生，《怀风藻》在751年问世，《万叶集》在759年问世。某些文件甚至运用印刷术——另一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770年左右奈良朝廷印刷的佛教符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

　　然而，对中国事物的尊敬未导致不加区别的模仿。日本人常常对输入的事物加以修饰。举例来说，圣德太子引进的位阶制，理论上（如同在中国）应基于能力而非家世。然而，实际上，特别在奈良时代，日本官僚制的阶级与职位很快地由世袭的家族地位而不再由能力决定。这是说，中国官僚世界凭借考试的惟才主义，对于日本人并不太称心。鉴于今日日本考试的重要作用，这是令人意外的，但从精英阶层欲确保控制与稳定的观点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今日的考试非常注重背诵与多重选择方式。今日的体制让有才能的人成功，但确保他们顺从、不致威胁精英分子的选择。

　　虽然以汉字做基础，《古事记》，尤其《万叶集》，已显示出独特的日本书写体系的雏形发展。法律也显示出重大的修改，例如，相对于中国，刑罚在道德上宽容的日本较为宽大。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同，在日本分配土地时男女都有份，而唐朝分配土地女性根本没有。

　　另一项对于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修改是“天命”。在中国，皇帝仅在有德行时，才能靠天命统治。如果人民认为皇帝无德，人民可能推翻他。这项习俗在日本被“忽略”，大和统治者与其接受人民的判断，毋宁自称是神的后裔将统治权合理化。

　　我提及中国皇帝时故意用阳性代词，因为中国人偏好皇帝由男性担任。这是日本未加修改的一项中国习俗。虽然在很早时期日本有多达六位女皇，但从770年起至今只有两位女性登上皇位，两人都短暂在位且只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两位女天皇是明正（1630～1643在位）与后樱町（1762～1770在位）。她们两人在位的时期都是天皇职位由幕府将军控制的时期。

　　当然，生活不受朝廷的局限。尽管各方面大有发展，但老百姓仍承受许多苦难与饥饿。例如，730年的一份文件记载着安房村（在今日千叶县）的414户之中，至少412户人家生活仅够糊口。另一份文件记载着，在今日的福井县一所村落，1019户之中仅有996户生活够糊口。

　　仅大约7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开垦为稻田，因此没有足够的农田分配，政府的分田机构无法长期适当运作。而农业技术缺乏效率，这意味着土地开垦与利用存在许多缺失。甚至于许多已开垦的土地很快地荒芜了。

　　农民也苦于重税负担，这大都是由异常热心佛教的圣武天皇（724～749在位）引起的。他不仅在首都建造东大寺，也分别在各地方（当时的地方单位称为“国”）建造国分寺，都是花费巨资建造的。他热心佛教的原因之一是，人民在735～737年天花传染病流行时，遭受大难。这次瘟疫消灭了若干区域的人口，全国总人口减少了约1/3。圣武感觉他本人必须为自己任内的这场瘟疫、若干次饥荒及其他灾难负起责任，因此他虔诚地转向佛教求助。

　　饥荒发生时，政府时有救济，而在诸如流行天花传染病等特别严重的灾难中，甚至对农民免税。743年修正的一项法律，允许垦地农民的家族永久拥有该农地，政府藉此鼓励农民垦地。当时土地愈来愈倾向恢复私有制，这项法律修正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一般而言，对于占当时总人口95%的农民来说，税负愈来愈重。由于愈来愈多宗教机构与贵族家庭不必纳土地税，纳税负担就更加转移到农民身上。在收成不佳与重税压力下，许多农民干脆离开其土地，到免税的寺院与贵族私人庄园工作，并接受这些豪族的保护。但事实上，庄园生活对他们不一定更好。这些地主可以向那些在他们的庄园中耕作的农民抽税，而有些地主比政府还要无情。

　　关切社会的《万叶集》诗人山上忆良，他的诗大都是在奈良时代早?完成的，我们借着他的诗多少能了解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他的一首诗《贫穷问答歌》，记录了一名贫穷男子与一名更贫穷男子之间的对话。后者的对话如下：

　　人说天地宽，于我如立锥；

　　人说日月明，于我似长黑。

　　众生皆平等，何我独困顿？

　　出生不由我，奈何逊他人！

　　裸袖衣无棉，垂肩如乱藻；

　　屋破宿雨漏，墙倾似欲倒。

　　夜眠稻草堆，父母挤一枕；

　　妻儿横脚底，脸上有泪痕。

　　厨下无烟火，锅中蛛结网；

　　粒米无可炊，寒鸫徒自伤。

　　又逢村保来，挥鞭复咆哮；

　　催租声声急，天色已破晓。

　　有道是：短木偏作两头切。

　　世道岂真这般糟？

　　忆良其他的诗让我们进一步洞察当时的日常生活，诸如疾病的流行、生命无常的佛教观。他的一个令人吃惊的观察是，人们普遍对老人缺乏尊敬。作为一位年长的儒者，忆良特别对偏离儒家原则尤其敏感——这样的偏离再度显示日本人采纳中国事物有其限度。在他写的《生命无常哀歌》诗之中，他哀叹青春逝去、老年到来及老年人生活：

　　腰际缠家当，

　　蹒跚沿路行，

　　嘲此复恨彼，

　　世路皆如此。

　　然而，那个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中央政府，它的总税收额逐步减少。豪族庄园愈来愈独立，也侵蚀了百姓对中央权威的尊敬。到了本时代末期，中央政府权威已衰微，这无疑地因宫廷派系之间的倾轧而加剧。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一时期是律令制全盛期，律令制原本旨在将皇室权威传播至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