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构筑竞争》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得以问世，我感到很荣幸。在此由衷地感谢中信出版社以及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CIDEG）学术委员会诸位同仁的鼎力支持。

　　作为一名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领域的学者，我一直从事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时，就参加了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国际汽车计划项目（International Motor Vehicle Program，IMVP）1和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汽车企业产品研发的国际比较项目，并与当时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金•克拉克（Kim Clark）院长在1991年合著出版了《产品研发的竞争力》（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一书。在回到日本东京大学任教后，还出版了《丰田生产系统的进化论》（Evolution of a Manufacturing System at Toyota）（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学术性专著。

　　《能力构筑竞争》既是一部介绍上述研究成果的普及型读物，同时也涵盖了对于汽车企业间合作兼并和贸易摩擦等问题的分析，而且还是对汽车产业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历史的总结。本书的主题是日本汽车企业在组织能力、竞争力以及设计思想等方面的动态进化。主要想表述的结论是，对汽车这样具有稳定的磨合型设计思想（integral architecture）的产品来说，能力构筑竞争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也有长时期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成果收录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品架构分析》（2005，东洋经济新报社）之中，还没有中文版本。所以，《能力构筑竞争》是我的著作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希望不仅对于日本，而且对这个产业动态发展的路径感兴趣的读者能开卷有益。

　　我的中国缘始于1979年春天。当时我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中友好学生访华团的一员访问了上海、天津和北京。那时我正在写关于农村研究的论文，所以走访了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讨论过农村工业发展的问题，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在街道边读墙报、和街上的人们通过写汉字来交谈、去看刚刚兴起的菜市场……回想起来，我的初次中国之行正当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开始，至今仍难忘那些新鲜又愉快的经历。在访问团中有一位未曾相识的日本女性，在上海我们初次交谈，而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当时的中国还很少看到轿车，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到了上下班高峰时间，数十米宽的街道上无数自行车像黑色的长河一样涌动。如今中国成为如此巨大的汽车市场，实在超乎人们昔日的想象。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一家民营的研究所工作，从1984年开始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留学，着手关于汽车产品研发国际比较分析的博士论文和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刚刚摸索到发展的头绪时，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

　　20世纪90年代，当我回到东京大学任教后，对中国的产业研究也重新开始。最初我和其他几位日本学者一起，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中方专家成立了中国汽车产业共同研究项目组，走访了长春、北京、包头、上海、西安、昆明、十堰、襄樊、武汉、重庆等地的国营和合资汽车企业。我们看到即使在当时尚未国际化的国营汽车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动态的所谓能力构筑竞争。

　　之后在2000年时，我们将研究的范围从汽车领域扩展到中国的摩托车和家电产业，调研小组也有法政大学的下川浩一名誉教授和东京大学的新宅纯二郎副教授等资深专家加入，我们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本书很遗憾没有包含这个期间的研究成果，但是从中我们得以确信，由能力构筑竞争、组织能力、产品的设计思想、进化等基本概念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制造业的研究。

　　我认为各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在高速增长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或制约条件，将在结果上导致这个国家的企业所特有的组织能力。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企业，由于面临长期的劳动力、资金和资源的不足，所以如本书所述，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以长期雇佣为基础，发达的多能技工之间协调配合（团队）的能力。我将之称为“磨合型制造的组织能力”，也实证地阐明了日本企业在组织能力的分布上偏向于这种形态。同时，也可以预想与这种组织能力相匹配，也就是说可以把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那些具有“磨合型设计思想”的产品类型。

　　在改革开放后走上经济发展轨道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日本不同，主要依赖从内地流入的丰富的劳动力。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较高，所以劳动力的主要存在形态不是以长期雇佣为前提的多技能工，而是优秀的单技能工人。其结果是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内部逐渐积累了活用现有资源、重视分工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向国有研发机构集中配?的“苏联模式”成为创新体系的初始条件，造成企业内部设计资源的不足。我推测这可能是在中国多种产业中都能观察到“准模块化”产品设计思想1的原因。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更容易在具有“模块型”设计思想的产品上获得国际竞争力。

　　当然，现实的经济远非如此单纯。但作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我们提出了上述假说。也就是说，由于在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存在能力构筑的历史环境的差别，也就相应地产生出不同形态的组织能力，并在与其相适应的产品类型上体现出比较优势。在观察2007年现时点的中（包括香港）日贸易收支时，我们看到双方基本保持了均衡状态，同时也体现了各自出口本国具有优势设计思想的产品的倾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是模块型产品，而日本则是出口磨合型产品）。

　　本书主要侧重日本制造业的论述，尤其将焦点放在日本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制造的现场（包括研发和生产）。但这里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我们也在这个方向上积累着实证成果。所以我恳切地希望那些不仅对于汽车产业和日本经济感兴趣，而且关心中国的产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人们能阅读此书。

　　我是1955年出生的人，在少年时代经历了日本的高速增长期，工作后又恰逢中国的经济腾飞。在这样的时代里，我感到从事包含中日两国在内的关于组织能力的构筑、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产品设计思想的进化等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是我的一个使命。现在，我们由美国、欧洲、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组成的国际调研组，每年都在走访中国的企业，继续踏实地做着实证研究，持之以恒。

　　藤本隆宏

　　2007年4月在飞往印度调研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