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青年学生，是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在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在青年学生运动的前奏曲中拉开序幕的。学生的行动不仅促使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相结合，而且将少数先驱者的引吭高歌变奏为全国各阶层民众的雄浑合唱，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回响。
近代中国学生群体形成并登上社会舞台，并非自“五四”开始。但由于五四运动声势浩大，早期留学生作用突出，而国内学生的活动缺少中心与高潮，辛亥以后又一度沉寂等原因，“五四”以前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辛亥时期国内学生群体形成、发展、活动的历史几乎湮没无闻。这样一来，“五四”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出现不免显得突兀，从古代士子童生到现代学生的成熟形象之间，缺少过渡转变的历程。这一“断层”的存在，使我们在认识五四运动继承与创新的意义、作用方面，形成了盲点甚至误区。
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充分认识“五四”对近代民主革命的继承性，才能准确地估价它的开创性。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学生不仅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展开了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其中的先进分子还分担了政治指导者的重任，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雄壮的历史剧，从而留下他们光彩照人的生动形象。
一
五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学生的独立活动。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出现，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并不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乐章，至少它的序曲不仅仅由留学生运动来谱写。
学生运动的规模是在这一新兴社会群体不断增长完善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的。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发端。但总的说来，19世纪的中国新式教育处在逆境中。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维新浪潮在1895—1899五年间也仅仅推出150所学堂。义和团运动的暴涨惨败，震惊了世界，也警醒了国人，举国上下各阶层人士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兴学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特别是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后，新式学堂一枝独秀，取得长足发展，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加上未计算在内的教会学堂、军事学堂、日、德等国所办非教会学堂以及未经申报的公私立学堂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辛亥以后，虽然政局动荡，教育颠踬，学生数量仍有大幅度增长。据1916年教育部刊布的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71、305页。这个新兴群体把大批青年按一定序列组合成统一整体，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辛亥以来，学生群的动向虽然不能决定政治斗争的成败，却影响和反映了人心向背，显示了社会变动的方向与矛盾起伏规律，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因素。
数量增长达到一定的度，便会引起结构性变动。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处于官民之间的士对维系社会既定规范与秩序至关重要。庞大的学生群体不仅消化了百万正途士人中的相当部分，而且溶解了绝大部分作为士群后备军存在，总数达300万之众的童生，使这个旧群体不再发展延续，很快解体消亡。围绕专制统治向心运动的士子童生变成离异抗争的学生，新旧势力的对比在这一消一长中发生重大变动。学生群的布局与内在结构也渐趋合理。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1899年扩展到包括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20世纪以后，蒙、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创办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到1909年，在校注册学生达10万以上的有3个省（四川最多，达34万），5万至10万的10个省，2万至5万的7个省，最少的吉林、黑龙江和新疆也各有7千至1万余学生。1895年以前，新式学堂仅存在于少数口岸城市。此后，府州县等基层行政区划也开始办学。1905年后，基本形成了大学、高等专门——都市省垣，中学、师范——府治，高小——县城，初小——乡镇这样的学校与行政梯次配备的体系。
除普通教育系统外，学堂种类也不断增加，在原有的语言、工艺、军事学堂基础上，大批开办师范、法政学堂，实业学堂在农、工、商之下又分出许多专科，而专门类学堂也日趋完整，不仅包括文、理、法、医、艺术等门，还有专为一些民族、阶层开设的学堂（如满蒙旗籍学堂、贵胄、贫民学堂等）。特别是女子教育不顾官方阻挠，顽强发展。到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辛亥后又增设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还成立了北京女子高师。学生广泛分布并形成地方群体，是全?性学生运动出现的必?前提；结构体系的完备，则使学生由一个个孤立的小群组合为庞大有序的整体，聚集都市省垣的中高等学生对城镇乡村的学生具有凝聚力和辐射力，有利于发动响应。而学堂种类的增多，扩大了学生与其他群体的联系。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京学生登高一呼，才能促使全国20个省上百座城镇的大中小学生和各阶层民众迅起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
辛亥以后，新式教育在全面发展的同时，着重提高中高等学堂的质量，并使之更加集中于大都市，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层次明显提高，成为全国学界中心。清末北京学务则一直受到限制，直到1909年，学生不过12921人，与许多地方城市相差无几。京师大学堂的名气程度，不仅远远不及留学国外，而且落在一些地方学堂之后。加上专制势力强大，京师学界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声势影响，反而赶不上天津、南京、盛京、武汉、西安、长沙、成都、昆明等地。而地方学生又不具备号令鼓动全国学界的地位声威。因此，单堂独校的学界风潮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而且出现了一省甚至数省范围的学生运动，却始终未能汇成全国性浪潮。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学生成立总汇处，刊发《北京学界同志敬告全国学生文》，试图号召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但未能如愿。五四前夕，北京聚集了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他们凭借群体实力，挟首都之威，终于掀起全国性学生运动，把统治中心变成民众运动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