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前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学生脱离士子童生的依附地位，强化其独立性，同时在新基点上与其他群体重建协调关系的双重过程。19世纪，中国学生的独立性仍被淹没于一般民众之中。随着群体的扩大和稳定，独立意识日趋鲜明，学潮便是自我表现的重要形式。但分散的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变革时代青年反常规心理的本能反应和非理性躁动，它强化了动荡氛围，也增加了能量损耗。要有更大的作为，这个作为旧秩序不和谐因素出现的新兴群体，必须在增强独立性的同时与其他阶层建立新的关系。而其他阶层的近代化调整，如师资的结构变动，商人的资产阶级化，工人自为程度的提高，开明士绅的增多等，也促进了学生主观选择的变化。学潮在奏出反对旧秩序的异调之时，加入时代新声大合唱的行列，由早期四面出击逐渐变为与各阶层联合对敌。1905年以前，顽固守旧的教职员是学生本能反抗的重要对象。1905年以后，许多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生出任教职，推动师生联合趋势的出现，教师发动或声援学生以及学生维护或争取教师的行动时有发生，使当局大为不安。学生运动与城镇商民日渐高涨的罢市斗争也逐渐汇合。
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更使学界先锋们意识到不能孤军作战，必须唤起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共同斗争，自觉勇敢地担负起“向导国民”和“社会准的”的历史重任。他们不仅深入城乡，用灵活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鼓动民众，而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由学生办起，而后遍及各色人”《冀州学堂同人敬告冀属同志禁用美货抵制美人待遇华人之虐政公启》，《大公报》1905年7月6日。。他们的行动及其社会反响，引起进步人士的高度重视，认为斗争成败，“要皆仰赖我爱国爱乡之学界诸君登高一呼，为各界倡”《江西铁路公司续开股东会记事》，《东方杂志》第7年第1期，1910年3月6日。。“等而上之，由学生而教员而职员，推而广之，由学界而商界而农界而工界。”《敬告苏浙人士劝入路股书》，《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保路运动中，学界不仅率先提出工农商学联合罢课、罢市、罢业、罢耕的四罢主张，而且很快付诸实践，以激励商界和广大市民。在省城的斗争受到压制后，他们又纷纷转向府州县各城镇乡村，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号召罢市抗租抗税。学生与城乡民众的结合，被当局视为“大可虑”三事中最头痛者。《湘省风潮种种》，《民立报》1911年7月10日。其余二事为银根吃紧和罢市抗税。这可以说是五四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前兆。辛亥的四罢，当为五四时三罢斗争的先声。学生社会政治活动从一般民众运动中分离出来，又以独立姿态加入其中，从而在完善群体性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同时，群众对学生的前驱意识产生理解和共鸣，表明不安情绪与变革意识的普遍加强。人们认识到，学生夹杂着几分自负与狂傲的“破坏”言行，的确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心声。先锋与大众的契合，成为专制统治总危机即将爆发的信号。
五四学生运动采用了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等各种斗争形式，成为后来学生运动的楷模典范。但中国学生并非天生就能将上述形式运用自如。1905年以前，学生普遍采取的斗争形式是退学，这种方式冲击力强，但不能持久，无法争取社会同情与支持，而且遗留许多难以解决的善后问题，反映了学生群体力量不足和群体意识欠稳定，没有与其他阶层群体联系呼应的意向和准备。1905年以后，罢课越来越上升为主要斗争形式，罢课增强和扩大了斗争的层次规模，产生持续冲击力，对当局和社会形成更大的压力，从而提高了获胜率。特别是大城市学生的联合罢课，影响巨大，成为学生干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重型武器。从1906年长沙风潮起，直到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罢课才冲破省界，出现跨省乃至数省范围的呼应声援，并正式提出：“学界唯一之手段曰全国学界罢课，共谋对待。”《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而总罢课正是五四学生的一个重要斗争手段。学界独立的政治集会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业已出现，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完备。而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两种形式则产生较晚。由于清末学生政治集会大多在封闭的建筑物内举行，很少五四以后街头广场的敞开式，如果不与游行请愿相衔接，影响将大受局限。1910年12月4日，奉天学生5000余人聚集督署请愿国会，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学生静坐行动；12月20日，天津3859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性学生游行（前此有过官方授意的提灯游行）。学生运动走出校园课堂，登上社会大舞台，直观地展示群体力量，表达意愿要求，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效应，也给予后人深刻启示。五四运动就是从天安门集会游行示威开始的。甚至在青年们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中，也依稀可见天津学生国会请愿游行时殴总办、毁马车之举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