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群的成熟除了斗争方式、规模的完善扩大等外观表现，还进一步反映在群体意识的社会政治内涵方面。
五四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学生以其先进性、坚定性和自觉性独具异彩。运动的发动及各地的响应几乎都以学生为先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敏锐，眼界开阔，充满激情，又聚集一堂，相互联结为统一整体，处于大都市和传媒中心，其敏捷的反应不仅很快变成舆论传向社会，而且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群体行动。坚定性主要是相对于城市绅商阶层而言，一方面，他们态度坚决，意志坚韧，不像后者那样观望犹疑，动摇妥协；另一方面，他们的情绪和手段比较激进，不像后者那样温和软弱。学生很少既得利益，又怀抱牺牲精神，用不着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而在开始阶段义无反顾，相持阶段不畏高压，最后阶段坚忍不拔。自觉性是指学生具有近代先进思想的指导，能够保证运动沿着民主轨道发展，防止下层群众自发斗争的盲动破坏性。这三个特征在辛亥与五四学生运动间是连续贯通的。20世纪以后，历次全国和地方性爱国运动往往由学生率先发动，他们既反抗清政府的压制、列强的破坏，又与绅商领导层的动摇妥协倾向进行斗争，并鼓动民众突破绅商限定的“合法”规范，用更加激烈的方式来解决已经激化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的武器，一面广泛发动民众，把爱国运动与启蒙教育结合起来，一面用崭新的政治意识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自发盲动倾向和蒙昧排外情绪，把开明进步人士的爱国民主活动与民众自发性反侵略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群众性民主爱国运动。正是由于学生群体的出现，使得辛亥前后中国政治运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人士与民众这两股力量长期处于分离甚至牴牾状态，1900年中国出现的复杂政治格局，乃是其极端表现。拒俄运动时民众开始起而响应进步人士的呼吁，但高潮已过。直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才汇成洪流。究其原因，先进人士与下层民众之间有无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实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个中介的主体只能由人数众多的学生来充当。他们既充满近代政治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是沟通知识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天然桥梁。五四学生运动促成新文化运动与群众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的结合，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和发展。
五四运动的旗帜是爱国、民主、科学，而这也是辛亥学生始终高举的大旗和奋斗的目标。中国传统的爱国精神与忠君观念密不可分，君臣社稷成为难解的政治情结。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则是国民社会主体意识的再现。学生的新型爱国思想是在辛亥风云变幻中形成确立的。他们受梁启超国民思想的影响，用西方近代政治观念重新理解国家、社会、政府、君主、国民之间的关系，“爱中国不爱大清”，挣脱臣民奴隶的枷锁，以社会主人翁姿态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和自己的天赋权利。学生爱国热情的高涨，表明他们认识到专制统治者非但不能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是丧权辱国的罪魁和民众自卫的障碍。近代学生的爱国行动，从来就是在反对列强和专制政府的双重阻力下顽强展开的。虽然他们并未与反动政府公开决裂，但那或是由于环境的逼迫，或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这种以自我和民众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显示出与统治者相离异相抗衡的意向，因而从一开始就引起统治者的警觉和疑忌。拒俄运动中，湖南巡抚赵尔巽对学生说：“彼知忠君爱国之本，何以我们学生动将上二字抛去，专讲爱国？甚至有排政府、排满之谈？”张篁溪： 《沈祖燕、赵尔巽书信中所述清末湘籍留东学生的革命活动》，《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观念对立导致行动冲突，曾经作为爱国精神寄托的忠君，现在成了新型爱国主义的障碍。爱国与启蒙相统一的政治运动，强化了民众的主体意识，在打击列强侵略野心的同时，动摇了卖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清政府正是在镇压爱国运动中丧失人心，一步步走向孤立，最终彻底垮台的。只有当政府与社会的对抗关系消除之后，政权与国家才能在新型爱国观中重新复合。辛亥与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辛亥时期爱国主义在精神和运动两方面都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在观念上，把国家与君主、政府相区别，打破了忠君爱国的不解之结，改变了士大夫的传统爱国观；在实践上，将国家与国民相联系，使民众以爱乡卫里的地域观为体现形式的间接客观爱国，升华为主观上明确将个人、地方与国家相统一的直接爱国，从而使四民分离的爱国变成国民整体的爱国，由忠君、乡土观曲折展现的爱国变成国民主体的直接爱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先驱与民众相结合、观念与运动相统一的近代新型爱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而广大青年学生的努力，是实现这一转变和连接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