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卖国政府无不实行专制独裁，而学生爱国主义的基调却是民主精神。从西方异质文化移植而来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普遍方向。它要在中国扎根，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新兴学生群便是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天然媒介和动力。青年前期和青春期的心理特征，使学生本能地具有反抗专制、要求自律的意向。而且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新学知识，能够接受和理解民主观念。本能与理性的交织，加强了学生民主追求的必然性和规范性，本能促使他们不断起而斗争，理性则保证斗争向着民主制度的目标发展。可以说，近代中国学生从独立开展社会活动之日起，就与民主化进程结下了不解之缘。辛亥学生的民主倾向表现在五个方面：
1． 执著的思想追求。学生们不顾当局的禁令，大量阅读有关民主思想的著述以及宣传这些思想的报刊。他们崇拜西方民主哲人斗士，向往自由平等天地，在课卷中公开批判三纲五常，所创作的诗词歌曲也充满自由民主新声。旧道德伦理规范和大大小小的专制权威在学界已经失效。风气所及，以至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须加上民主色彩，“使弗与之党，将不可一日容”。《阅各报记兵警交哄事感言》，《砭群丛报》第1期，1909年6月。
2． 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成为触发学潮的主要原因。1902—1911年的500多次学潮中，因反抗当局横暴或压制学生民主要求而起的占2／3以上，而且绝大多数发生在不到总数1／3的官办学堂。青年们由反对校方专制逐渐上升为反对政府专制，而对专制统治的总体认识又加剧了与学校当局的对抗情绪。
3． 积极争取自治权。学生的民主意向不单表现为对旧秩序的破坏，而且体现于他们为建立新型民主秩序做出不懈的努力。学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和维护学生自治权利。学生自治团体的普遍涌现，反映了他们迫切要求挣脱封建枷锁的渴望。他们无力立即改变专制政治，又不堪忍受其统治，于是力图摆脱专制权力的直接控制，以群体自治与当局抗衡，从统治权力的断裂中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专制秩序下桀骜不驯、性情暴烈的热血青年，在自治的小环境中大都表现了良好的自律性，两种对立的现象反映了同一趋向。由于自治体现了学生与当局政治权限的伸缩，不断引起双方激烈的冲突。学生们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4． 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学生们并不以小群自治为满足，他们认识到，只有彻底改变专制制度，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因此，尽管立宪派的国会蓝图没有允诺学生任何权利（规定在校学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还是挺身而出，以“流血生”的牺牲精神，在立宪派退却之后再掀高潮，并把活动的重心由伏阶跪求变为依靠自我，联合民众进行斗争。
5． 踊跃投身革命。当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导致学生与统治者矛盾激化时，他们便以革命的暴力方式作为实现民主理想的手段。辛亥后，学生政治活动相对沉寂，思想文化活动却随着对民主化进程的深刻反思而日渐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大旗，绝非少数先知天才的顿悟，而是群体反省精神的集中体现。学生把改造社会的支点建立于民主之上，虽然对以此相标榜许诺的政治权威一次次失望，但从未失去对民主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巨大热情。以民主反专制，是学生群体意识和社会政治活动的主旋。压抑这种由本能和理性促成的定势，只能为新高潮的爆发积蓄更大的能量。可以说，学生民主运动是检验衡量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范围、程度、真伪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将本能追求纳入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中，学生运动不断加剧加快的周期性爆发，便因此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伴随物。学生强烈的民主意向和追求，表明近代中国的民智已经部分开启。要解决民智未开与民主运动频繁，以及民主意向强烈而制度化适应性差的尖锐矛盾，应当由民主意识最强的群体和层面入手，示范性地逐步推行民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