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化的重要构项，民主化不能脱离近代化而孤立发展。掌握着一定新学知识的毕业学生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加速这些领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如果说西方近代化的主要力源在工厂，那么由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中国近代化，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历史表明，学生进入各个行业、部门和区域的数量质量，与后者近代化的速度幅度成正比。而社会的近代化又为政治变革和文化更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五四的科学精神，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偏激情绪，强烈的妇女解放要求以及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呼声，无不是辛亥学生思想追求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和扩大。清政府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引起学生的极大反感，他们普遍厌弃经学课程，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考试成绩多半此科最差，使统治者视为维护中学根本的读经形同虚设。旧思想与新学问的矛盾冲突，使学生反专制的激进情绪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专制和愚昧这对难兄难弟，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两大基因。辛亥时期，学生已经开始致力于更新改造民族文化心理，提高国民素质，塑造新的民族形象。他们以改良社会为宗旨，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提倡改革蓄辫、缠足、赌博、纳妾、吸毒、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反对宗法家长权威，破除旧的思维行为方式，洗刷陈腐观念，对种种民族劣根性表现大张挞伐，呼吁男女平等平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鼓吹标新立异，提倡新道德规范。同时身体力行，以为社会倡导。他们积极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破坏神权偶像，带头革新婚嫁礼仪。女学生踊跃参加社会活动，为了争取婚恋自主，与家庭社会进行坚决斗争，甚至以死相抗。学生们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如体育会、剪发会、自由结婚演说会等，以便于活动，扩大影响。由于政治斗争形势紧迫，辛亥时期的文化启蒙与更新重建很不充分，但毕竟为继起者开辟了前进的基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乃至整个近代史的伟人名流，大多是辛亥时期的学生或留学生，影响他们思维的，既有对民初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也有前此个人经历的影响刺激。即使如蔡元培，虽然在五四学生风潮面前陷入极度矛盾，但他倡导的民主学风，却是培育出一代优秀青年的重要原因，使北大成为中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思想的摇篮。在他身上，我们仍然感到辛亥学界风潮的深刻烙印。早在1902年，任教于南洋公学的蔡元培就经历了本校和浔溪公学的两次退学风潮，是最早支持学生行动的少数教员之一。他还提出开办专门学校，培养富于反抗精神的退学生作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35期。的设想，并在爱国学社中加以实践。1903年爱国学社与教育会冲突解体，使他尝到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导致失控的甘苦，在培养与引导青年的问题上，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产生矛盾纠葛，形成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出走的一个潜在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