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镇压太平军发迹的洋务大员，是在与洋人的接触和对洋器的使用过程中认识到西文西学的重要，执掌朝纲的皇族亲贵则更主要是迫于对外交涉的压力。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开办便是明证。1858年因战败而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凡有文词辩论，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海关中外条约》（上海，1917年）第1卷，第404—421页。1858年6月30日，美国公使在《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后，又提出学习外国语文等4项建议。清政府虽可敷衍搪塞于一时，但因列强长驱直入，对外交涉失去地方缓冲，故伎重演，难以奏效。据说英法联军两度迫临京津时，该地区唯一的中国翻译是一名因案收管的广东人。恭亲王奕曾因无人认识巴夏礼一封中文信函的英文签名署期，在军情紧要之际耽搁数日。苏精： 《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1985年），第3—4页。痛苦的外交经验以及外国公使驻京、总理衙门设置、直接交涉常规化的现实，使语言沟通成为当务之急。1859年2月，郭嵩焘上“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首次提出要培养外语人才，以通夷情，“推考诸夷嗜好忌讳”。《四国新档•英国档》，第854页。奕奏设同文馆时，只说：“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碍于面子，未提条约规定，实际上连对不平等条约订而不遵的本钱也丧失殆尽了。
只要稍微调整以官绅士人作为唯一尺度的观念，就不难发现，上述线索仅仅反映了西学东渐的一个层面。官绅士人作为正统主流文化的负载者，也具有本位文化异体排他性的主导功能，对外来文化的融汇内化力与抵拒排斥力适成正比。士绅对西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梁启超说，旧学的辞章、考据、掌故三派中，掌故一派“变而维新也极易”。（《饮冰室合集》文集二，第2—4页）而城乡的农工商民，则内化力差，排斥力也弱。他们不会明确地概念化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却能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具体事物选择取舍。事实上，最先接触和接纳西方文化的，并不是主观上对西学西艺有所认识的开明士绅，而是外国商人教士足迹所至的沿海口岸地区的凡夫俗子。在鸦片与大炮之前，洋货与宗教是西方试图开启中国大门的两把钥匙。官僚士绅通过坚船利炮来认识西方文明，百姓则从洋货的质地价格以及传教士的表现活动加以感受。早在1834年，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就在澳门设立女塾，不久又附收男生。此后，广州、香港等地的教士商人组织了玛礼逊教育协会，通过“设学校”等方式，“以促进中国之泰西教育”。玛礼逊： 《教育会章程》，《中国丛报》1836年12月，第375—376页。1839年，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玛礼逊学堂。这些学堂开设了中英文、算学、地理等课程，象征着西式教育嫁接到中国本土。传教士的活动与列强的殖民扩张相适应，《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人在华办学变相合法化。1859年以前，清政府和开明士人尚未提出办学设想，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另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1852年江南的耶稣会派已有学生1260人。其主办者虽是外国人，学生却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至少体现了一个文化层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反应。
与官绅士人在夷夏之辨中艰难曲折的情感转变相比，乡土村民面对西学的心理负荷显然要轻得多。迷信习惯与乡绅导向抵挡不住本能需求与实利诱惑。由于早期教会学堂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面对士绅的道德伦理大防和崇尚祖先风水的下层社会的疑惧，为了冲破文化屏障，教会以免费提供食宿为条件，招徕贫家子弟。同时，沿海一些地区受中外交往影响，出现社会变动，学西学可以增辟谋生之道。家境贫寒的容闳，小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其父母很快做出适应性选择，让他们的儿子或入旧塾，或入西学。对于后者，诚如布朗于1877年所说，是让他学点英文，将来好在英国人家里当仆人。寿尔： 《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八，第419页。容闳的确因略通西文而得以到印刷所做工。此外，贫苦乡民子弟没有士子童生的名誉负累，既可充当小贩，也就不怕与“番鬼”打交道而有辱斯文。而且小社会对于学习西文或为洋人办事者，并不加以特别的歧视排斥。容闳进西塾和到印刷所做工，均由于父母受在传教士处做事的同里邻居的影响介绍。甚至田间老农也因容闳能背诵英文字母而奖禾数捆。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起码要遭到耻笑唾弃。30年后郭嵩焘出使英国，还被目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使英郭嵩焘奏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核办片》，?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一。的怪物，举国上下无人表示同情支持。适宜的心理和小环境氛围，使乡民子弟比较轻松地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道德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