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分层与西式学堂的引进(三)

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作者:桑兵 2007-04-18 04:38

乡村虽受乡绅和宗族的规范引导,但在一些地方力度不及城市士绅对市民的影响控制。与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城市是士绅活动与生活的主要场所,加上地缘纽带把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引入城市,士绅商董凭借会馆公所控制商帮市民,使其支配作用更加常规化体系化。教会学堂乍由乡村进城,遇到不少麻烦。1839年,布朗的学校先是设在广州,但很快被当地居民赶走。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各口岸城市陆续办学,也引起市民的反对抵制。如在福州设男女学校,招生本已寥寥,开学后不久,许多学生又迫于舆论压力而自动退校,连介绍学生的教徒也因受四邻的攻击而被迫迁居,李承恩: 《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第447—456页。曲折反映了士绅文化的排他性导向。
不过,与政治性都市不同,工商城市的士绅与商人早有互渗传统,进而仕宦,退而农商,成为明清以后士绅安身立命的不败之计。而清代实行捐纳制,更打开了商富与正途士绅交往的大门。士绅对西学初来的排斥,与商人对洋货乍到的抵拒是一脉相通的。当唯利是图的商人转而接受洋货时,与之关系密切的士绅对西学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加上“学在四夷”、“有教无类”的教育民间化传统以及科举取士的影响,平民寒儒子弟长期以读书为升迁之道。对于这类贴近下层的士子童生,西学发展的势头显示了比狭小崎岖的仕途更具现实意义的诱人前景。正如教会人士后来所说:“当初基督教学校,虽供给饮食,而仍难诱掖教外之子弟入学。厥后外国在华之贸易,日渐推广,所用本地人才,皆须谙通外国语言,教会学校学生遂得为捷足者之先登。”李天禄: 《基督教教育之我见》,《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10月。市井子弟入学,起初或许纯为免费食宿计,但主导倾向很快转为谋生求职训练。到1866年,在华的耶稣、天主教教会共设义学、学堂、书院74所,学生约1300人。其中全给衣食的义学及学生数,仅分别为只免学费的学堂及学生数的41%和28%。学堂的地区分布,也明显与各地对外交往的疏密程度相关。
市民的积极反应对本地官府士绅形成压力与威胁,促使后者加快接受西学的步伐。冯桂芬代李鸿章所拟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奏稿中,明确表露了对这种压力的担忧,他说:“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 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逋逃数;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肆之。”冯桂芬指责这些仅粗通西文、不知西学的“市儿村竖”“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而且“借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官长,欺压平民,无所忌惮”,固然反映出事实真相的一面,但也显然带有士绅对平民的偏见,以及统治阶层对中外交涉要事为民间势力“假手其间”《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三。的疑惧。西学地位的上升与市民对西学的掌握相呼应,已经到了使口岸城市的官绅士人非正视不可的程度了。
村夫商民接受西学对上流社会的影响不止于客观压力。平民子弟的中学根底虽浅,毕竟受传统文化的感染熏陶,对于旧学有所了解体验,通过系统地学习和掌握西学,他们可以从与经世派士人不同的道路形成革新中国的认识。容闳便是典型之一。经过完整的西学教育和本位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超越了谋生赚钱的生理需求,成为一名爱国革新志士。还在美国求学之时,他就拒绝了进入孟松学校的有条件资助,决心“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归国返里之际,母亲问以文凭学位可博奖金几何,他答称: 此“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23、28页。摆脱单纯逐利的褊狭,显示出从原有文化层的升华。而开关后的社会变迁及西学地位上升,则为这类人提供了接近和进入上流社会,直接施加影响的机遇。几经浮沉之后,容闳终于以译文优于洋员而蜚声上海商界,又通过商界而接触名士官绅,开始鼓吹其救国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容闳完整地提出他的计划,是向太平天国的洪仁玕;第二,所提7条建议包括设立实业和陆海军学校,颁定系统学制,是一份以西式教育为基础的根本性改革纲领,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要求全面引进西学,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遗憾的是,容闳源自西方教育背景的主张,对于当时包括开明官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显得过于隔膜。冯桂芬后此提出的采西学,设学馆,与此相比,仍只触及西方文化的皮毛。容闳试图以文化排他性较弱,而与自己共同性较多的太平天国为依托,实现变革蓝图,还是反应平淡。前车之鉴,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即使对曾国藩,也未将计划和盘托出。中国实行类似变革,要待40年之后,至于主观上明确认识中西学以及中西教育制度宗旨的根本区别,则是下一世纪的命题。不过,容闳决非孤立的偶然例外,其同学中,至少还有唐廷枢、黄赛、黄胜等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足迹。只是由于记载缺漏或观念褊狭,下层文化乘西学之风浮升的现象,尚不为人们普遍认识和重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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