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走向世界，是体现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双向互动过程。外来文化在沿海地区下层社会激起波澜，进一步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习惯取向，激发人们走出国门的欲望。由固定人口转变为流动人口，本来就是城乡贫民应付天灾人祸的习惯性调节方式。清代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加上清中叶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出海谋生者早已络绎不绝。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扩张，中国海外移民的走向逐渐由南洋伸展到欧美。从1785—1841年，当清政府及士绅阶层连美国的方位还茫然无知时，已有至少24位中国人到过或定居于新大陆，其中一位来自广州的王姓学生还进入了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到欧洲的人也日见增多，上述24位赴美华人中，有一些就是由欧洲辗转而至。他们主要是沿海地区的贫民，也有少数仕途困厄的失意士绅和商人。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员游历欧洲，标志着官方向西方学习从睁开眼睛跃上举步出门的新阶段。但出访者一路上不仅在西贡、新加坡等地看到数以万计的华人，而且在巴黎遇见“已侨寓十数年”、“又解英法言”张德彝： 《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51页。的宁波商人。令人奇怪的是，李善兰为斌椿《乘槎笔记》所作之序竟说：“所历十余国，皆开辟以来，中国之人从未有至者。”这位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科学大师也不能免于文化偏见，对书中所载事实视而不见。当1868年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由外国人率领出访欧美时，同船赴美的广东“游民”竟有800余人，在旧金山定居者已达数万之众。志刚： 《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页。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才真正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前驱。他们虽然很少著书立说，流传于世，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却依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他们的行为经历对亲朋邻里发生直观感应，潜移默化地使之产生到泰西谋生的欲望追求。在一定条件下，其影响还作用于士绅阶层。如18—19世纪之交“遍历海中诸国”《海录•序》。的谢清高，当其经历见闻引起乡人杨炳南的注意时，就被录之成册，成为士绅认识世界的重要印证与补充，影响的时空范围大大扩展。
其次，他们把中国的工艺器物、风俗人情带往西方，引起异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和交往需求。1868年张德彝等人到旧金山时，只见当地唐人街“所有闾巷市廛、庙宇会馆、酒肆戏园，皆系华人布置，井井有条”，“远望之讶为羊城也”。一些宁波、广东籍商人在欧美经营中国货，所获颇丰，还有浙江民间艺人在欧洲各国巡回表演杂技多年。
再次，当东西方正式接触时，他们可以充当媒介。据说鸦片战争以前，美国政府曾让一位住在纽约的华人担任信使，希望向清政府传递信息。清政府的外交使团路经或抵达各国时，当地华侨纷纷前来拜见，除热情款待外，还介绍所在国的时政大事及风土人情，甚至亲任导游，有助于初出国门的官方代表更好地认识世界。1868年的使团到美国华盛顿时，一位华籍传教士登门建议献策：“公等旋归，可将西国风俗政事之善者以劝华人之不善，不数年间，华人必效西国矣。”此人言谈虽带宗教色彩，却是中国人向祖国发出的效法西方、变政革新的恳切呼吁。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用顽固派谩骂母校的语言斥责其剪发易服，数典忘祖，“取小利而乱大义”，反对“取彼数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数千年之善政”张德彝： 《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46、66页。，反倒显得道学气太浓。
最后，这些华侨中不少人学会了外文，有的还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规的西学教育。沿海地区也有人专程赴欧美学习语言文字。1872年曾国藩奏报选送幼童留美事宜时便提到：“前此闽粤宁波子弟，亦时有赴美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曾国藩、李鸿章： 《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第1—6页。语言是文化沟通的工具。1868年，张德彝在巴黎时曾与两位华侨和两位俄国人用法、拉丁、俄、英、汉等“华洋五国言语，互为翻译交谈”，这场中外联唱同时也是海内外中国官民、雅俗文化的合弦，成为学习西方进程中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插曲。此外，一些山西、四川籍落魄士人为欧洲汉学家担任记室，有的还参与翻译介绍中国古籍。如一位姓李的四川人，就曾为一“广览华书”的法国学者任记室，协助译出《离骚》、《原道》等书。《欧美环游记》，第156、216页。这些鲜为人知或视而不见的凡人小事，与士绅阶层开关20年后无人通晓洋文夷情，以及1867年前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惨败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