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0年代中期，京师与各地士风明显转变。1885年京师同文馆第4次招考，额设108人，对象为满汉举贡生监及平日讲求天文算学化学洋文者，出示后有394人投考，经过初试，150人达到文理通顺，并粗通天文算学化学洋文的程度。《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65—66页。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时，因“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预先规定：“倘届时报名人数不多，拟先尽数挑迄存记，再展一个月后另行示期补考一次，以期足额。”《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万国公报》第361卷。而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招生，要求“年在未冠，经书已熟，体健无病，业通英文”，比天津水师学堂所定“良家子弟”、“文理通顺”的条件严格得多，到考者却有数百，合格者也超过百人。《格致汇编》1892年第7卷第4期。1887年，刘铭传在台湾设西学馆，原只想“造就一二良才，以资任用，讵一时闻风兴起，胶庠俊秀，接踵而来”，最后录取“年轻质美之士二十余人”《光绪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刘铭传折》，《刘壮肃公奏议》卷六，第15页。。而这时上海青年士子为入广方言馆，甚至要向总教习纳资行贿。
士林风气的普遍转变，为维新思潮的兴起和戊戌变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1887年，西学终于正式列入科考，第二年乡试时有32人报考，一人中举。1895年公车上书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主张兴学的奏折至少有20份。报刊杂志也以鼓吹兴学为重要内容。据统计，《时务报》发表这类文章53件，《湘学新报》35件，《利济学堂报》49件，《集成报》127件，《知新报》139件。而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谕旨占总数的1／3以上。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谕旨，标志着正统文化中西学观念的根本捩转。由于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19世纪最后5年间，新式学堂有了长足的发展。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0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戊戌变法期间达106所，估计全盛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早期官办学堂学生虽然也有士子童生，但多属家境拮据者，被指为“名为向学，实图膏火”。1897年，湖北自强学堂率先废止膏火，以俾吸引真正“有志求益之士”《张文襄公公牍稿》卷二十八。。1899年，该堂各班75名学生中，有两湖及苏、闽、鲁等省生员32人，特别是各科新班的23名学生，全是生员。苏云峰： 《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6年）附录五。表明学堂已成为士人向往之地。尽管政变后一度出现倒退，但趋势已定，不可逆转。1899年，仍增设了7所官办公立学堂。
维新思潮推动西学骤然兴盛，显示出士文化层强劲的影响和导向力度。湖南时务学堂招考时，投考诸生达4000余人。《时务杂志》，《知新报》1897年11月24日第38册。1900年上海南洋公学招生，70个名额，却有1000人应试。据同文会报告书说： 1895年以后，“全国各地的中国学生纷纷要求传教士教他们英语、法语、德语或一些西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第80、84页。传教士与各地士绅间的友谊代替了传统的憎恨与敌对；关于西方学校的消息经常出现在内地通讯者的信件中，来人或来函请教以及聘请教师者络绎不绝。戊戌兴学的意义，不在于直接招收了多少学生，而是最终以朝廷名义正式确立西式教育的趋向，向社会预示了学堂科学取代旧学教化的前景，从而进一步增强士林对科举制的离心力。受此影响，神学色彩日趋淡薄的教会学堂更受世人瞩目。1895—1900年间，上海、福州、苏州等地的教会学堂在所在地筹募基金，得到官商各界的捐赠。许多学校申请入学的人数大为增加，尤其是富商家庭子弟。汇文、文华等校还有十几位达官显宦的亲戚和正途士人入学。虽然政变后科考恢复，不少人又要求退出，但1899年圣约翰大学的报考者还是超过招生数的50％。《中国教会大学史》，第80、84页。截至1901年底，山东境内的基督教学堂共221所，学生2844人，天主教学堂67所，学生239人。《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96—97页。到1898年，美国教会在华创办中小学1106所，学生20129人。天主教系统有学生16571人。《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4—75页。1901年，天主教学堂为975所，学生18057人。《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115页。加上中国人自办的官、公、私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总数达到500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