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1936年）后，元老西园寺公望上奏天皇推荐近卫文麿为冈田首相的继任人，但近卫拜辞了。代之而被推荐的就是广田。负责游说广田的，是近卫和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以及吉田茂。

　　然而，广田的组阁由于陆军省军事课课员武藤章等人的干涉而遇到困难。广田希望的“外相吉田茂”也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牧野伸显的女婿而被阻止。战后当上首相的吉田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命运的岔路口”。

　　广田首相的失策之一，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36年5月）限定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这一规定意味着，如果军部决定不推举出大臣，就随时都可以搞垮内阁。从实际情况来看，宇垣一成大将曾作为广田的继任人受命组阁，但是因为石原莞尔等幕僚们的反对，陆军方面没有推举出陆军大臣，最后不得不放弃组阁。“如果当时宇垣内阁成立，日中战争或许能够避免”，这种历史上的假设后来不断被人们重复提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1936年8月，由广田首相、有田八郎外相、寺内寿一陆军大臣、永野修身海军大臣、马场鍈一大藏大臣在五大臣会议上所决定的“国策基准”。会议指出“要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要向南方海洋进军”，进军南方首次被作为国策提了出来。

　　另外，需要特别记述的是日本向德国的一边倒。1933年1月，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成立。苏联的斯大林把共产主义国际（共产国际）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内阁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1936年11月）是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陆军少将）单独行动，与纳粹德国的外交负责人里宾特洛甫进行交涉，一手促成了此协定。显然军部已经开始插手外交事务了。

　　

　

　　日军士兵正在检查轰炸机装载的炸弹。炸弹上写着“送给蒋介石”、“每一弹必中”等字样。（1944年7月前后拍摄）

　　战后，在吉田要求外务省研究“日本外交的过失”的文书中，对缔结防共协定曾作了这样的分析:“除满足了日本希望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的感情外，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小仓和夫，《吉田茂自问》，藤原书店）

　　宇垣内阁流产后，林铣十郎内阁诞生（1937年2月），石原莞尔如愿以偿。至此，日本外交迎来了一个转机。西安事变后，日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机会。亲英美派的佐藤尚武就任外相，他试图纠正以前那种挑衅性、谋略性的华北分离工作。然而，林铣十郎内阁解散众议院的强硬做法引起了各政党的反抗，结果短短四个月就倒台了。

　　时间到了1937年的日中战争前夜。那么，有没有办法不走上那条道路呢？——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臼井胜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我认为‘有’。办法就是，继承佐藤外相的革新对华外交的路线。”（《新版日中战争》，中公新书）

　　但是，在下一届的近卫内阁中，广田再次就任外相，“广田外交”复活。在广田外相领导下，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这样评价广田:“他是真心实意的和平主义者，是国际协调主义者，我对此毫不怀疑，但他却是一个无力抵抗军部和右翼势力的人。”（《外交官生涯》，中公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