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果然能建设近代国家吗？对此颇有怀疑，我深信，在我国维持治安之下，谋求汉民族之自然发展，方可为彼等带来幸福。”（石原莞尔，《满蒙问题之我见》）

　　“满洲事变”的主谋、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当时就是持这样的中国人观。他认为对满蒙人来说，被日本占领反而会更幸福。

　　然而，本来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文明国家，是自己的榜样。这样的中国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西洋，日本因此而受到极大冲击，从此将学习的榜样改换成西洋。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日清战争（1894年─1895年）的胜利更使日本认定中国是没落的大国。政治家尾崎行雄曾认为：“（日本人）摒弃了过去的自卑心理，陡然间傲慢起来，以前引以为师的中国、朝鲜，现在均已不放在眼中，还对其国民用起蔑称来。”

　　那么，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现如何呢？

　　例如，对孙文等人的辛亥革命持赞同观点的陆军“支那通”的代表人物佐佐木到一。据防卫大学教授户部良一介绍，佐佐木等人“期待着通过革命中国如果统一，与日本之间可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而这只是日方“一相情愿”，最后则把反日当成“背叛”看待。

　　那么，外务省又是如何呢？“从事与支那有关的工作是偏僻小道，阳关大道历来就是到伦敦、巴黎、柏林或者华盛顿、纽约赴任”（吉田茂，《回顾十年》，中公文库），到中国赴任则意味着走“偏僻小道”。

　　支那通之一、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日中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本在其藐视的支那遇到了不易击败的对手……因为一直视为狗的支那突然变成了狼。”（《石射猪太郎日记》）日本就是这样错误地看待“满洲事变”后的中国的国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