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东军发动的“满洲事变”，政府采取了什么态度呢？若槻礼次郎内阁虽然决定“不扩大事件”，但对军队的所作所为却给予了追认。原因何在？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9月19日早晨，若槻首相从陆军大臣南次郎打来的电话得知发生了“奉天郊外的铁路爆炸事件”。于是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

　　在会议上，陆军大臣南次郎指出:“为了确保悬而未决的满蒙特殊权益，政府已经到了应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对此，币原外相反对说:“国际关系也要考虑，希望一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将事件控制在小范围内。”

　　币原外交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华盛顿体系，协调同英美的关系，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内战的原则，同时确保日本在满蒙的权益。这一天的内阁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若槻将此上奏天皇，天皇十分高兴，并表示“努力不使事件扩大的政府方针非常值得肯定，希望充分努力”。

　　若槻内阁是否没有辜负天皇的期待呢？

　　当日晚，若槻在首相官邸召见了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若槻十分为难地说:“凭我个人的力量不可能阻止军部（驻朝鲜日军出兵的行动等）。倘若天皇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天皇批准叫“御准”)竟擅自出兵就太不成体统了，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西园寺公与政局》，岩波书店）

　　

　

　　在中国湖南常德，侵华日军正在准备攻击中国军队。（1943年12月前后拍摄）

　　第二届若内阁

　　首相　若礼次郎

　　外务　币原喜重郎

　　陆军　南次郎

　　海军　安保清种

　　内务　安达千藏

　　大藏　井上准之助

　　司法　渡边千冬

　　文部　田中隆三

　　农林　町田忠治

　　商工　樱内幸雄

　　通信　小泉又次郎

　　铁道　江木翼原修次郎

　　拓务　原修次郎若槻（兼任）

　　书记官长　川崎卓吉

　　法制局长官　武内作平斋藤隆夫

　　从天皇的政治顾问的立场出发，西园寺命令原田这样向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和内大臣牧野伸显来传达:“关于未经御准而调动军队，或许陆军大臣或者参谋总长上奏时，陛下绝对不可以御准。”（同上）

　　派遣驻朝鲜日军涉及经费的支出，所以需要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在21日的内阁会议上，“认为需要（派驻朝鲜日军增援）者除（南次郎）陆军大臣外，只有首相一个人，而其他人都认为无此必要。于是问题没有解决就散会了”。但是，当南次郎22日说出了朝鲜军自作主张越过国境的情况后，若槻竟轻描淡写地认可说:“已经派兵了，岂不是没有办法了”。

　　若槻上奏的时候，天皇指示“要彻底贯彻不扩大方针”。当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奏请批准对驻朝鲜日军出兵的追认时，天皇极不高兴地斥责道:“以后要慎重行事”。

　　战后，若槻辩解说:“既然已经出兵了，如果不拨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会很为难，而且日本侨民们也会遭殃。”（《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秘史──古风庵回顾录》，讲谈社学术文库）

　　那么，军队将校们为什么会如此狂妄自大呢？我们不得不从对河本大作等人策划的爆炸张作霖事件（1928年）的处理中去寻找原因。

　　当时田中义一首相打算以温和的方式处理此事件，天皇对其严加训斥，而后田中内阁倒台。但是，关东军并未将事件公布于众，受到停职处分调离军职的河本，以后当上了满铁的理事。实际上对他并没有给予严厉的处分。

　　1931年3月，以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和中佐桥本欣五郎为主，国家主义者大川周明等人策划了一场企图拥立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担任首相的武装政变，后来计划败露（三月事件）。同年10月，与“满洲事变”遥相呼应，桥本和长勇少佐等“樱会”的激进派策划了一个将内阁阁僚统统杀害，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的计划，这一计划也最终败露（十月事件）。

　　上述两个计划都是很粗糙的。十月事件中的桥本和长勇等参谋本部的将校们仅仅被关了20天以内的重度禁闭，然后就派往地方了。这种处理方法使得不负责任的风气蔓延开来，也助长了军队军官们的失控行为。

　　在满洲，张学良的军队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因为提倡“攘外必先安内”（先平定“内部”的共产党军队，然后再抵御“外部”的日本军队）的蒋介石认为不可给日本行使武力制造借口。

　　1931年9月21日，中国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属于非法侵略，因此向?际联盟提出控告。可见，中国的战略是希望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