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决心”开战需要对国力的冷静判断。而此判断是否准确呢？

　　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最初的国力判断是1940年（昭和15年）8月由企画院拟订的应急物资动员（简称物动）计划。企画院是首相直属机关，进行战时经济体制调查、制订方案。

　　物动计划明确了一点，即如果来自第三国的进口被断绝，大部分基础物资的供应会减少一半。在同一时期，海军尝试作出的国力判断中也指出，如果来自美英圈的进口被断绝，重要战略物资充其量只能够维持平均一年的需求而已。根据这些数字，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在省部会议上说:“日本海军只能跟美国打一年……以一年的持久力投入战争是冒险蛮干”，提倡自重。

　　陆军方面于1941年（昭和16年）3月由陆军省战备课提出了国力判断。负责进行判定的是原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女婿芝生英夫少佐。芝生在进行数据分析后，作出了判断对南方行使武力很“困难”，但据说在其岳父的示意下，他最终作出了开战可能的结论。但是，战备课课长冈田菊三郎将该结论修改为“从物质上的国力来看，对美、英实行长期战，难免使人不安”。

　　“新庄报告”的日美国力比较

　　主要项目美国日美比较

　　钢铁生产量9500万吨1比24

　　石油精制量1.1亿桶1比无限

　　煤炭产量5亿吨1比12

　　电力1800万千瓦1比45

　　铝生产量85万吨1比8

　　飞机生产架数12万架1比8

　　汽车生产辆数620万辆1比50

　　船舶保有量1000万吨1比15

　　工厂工人数3400万人1比5

　　（摘自斋藤充功《开战通告为什么推迟》，新潮新书）

　　战备课的这份报告给陆军内部带来极大的震撼，参谋本部第二十班（战争指导班）在3月22日的日志中这样写道:“对南方行使武力云云，可以说简直是忘乎所以。”然而，当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采取石油禁运的对抗措施后，避免战争论者却大大后退了。

　　当时，陆军的岩畔豪雄大佐根据一份关于日美国力差距的报告到处宣传应该避免战争。此报告是由从事对美谍报活动的陆军主计大佐新庄健吉撰写的。其中分析说，要想经常维持日美之间的工业能力比例，“在整个战争期间，必须使美国的损害达到100％，而日本方面的损害则始终控制在5％以内”。

　　参谋本部1941年7月实行人事变动，服部卓四郎就任作战课课长，辻政信就任兵站班班长。任关东军参谋时期，服部和辻曾不顾陆军中枢的反对发动了诺门坎事件（1939年5月－9月），现在这一对搭档又复出了。而且，卢沟桥事件（1937年7月）时作为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力主扩大战线的田中新一此时任作战部部长，这三个强硬派人物独占了作战决策领域，他们都是提倡对美开战的。

　　在国力判断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预测船舶损耗量。为了石油等物资的运输和确保航路（海上运输线）需要舰船，而美国方面当然也会对舰船进行攻击，所以，如果舰船损失超过了造船能力，战争则将难以为继。

　　1941年6月，海军省军务二课课长石川信吾作出估计，认为船舶损耗量为60万吨，造船能力为最大80万吨，因而得出“补充可能”的结论。但是，当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提出“船舶损耗量开战头一年为140万吨”时，石川等人赶紧忙着四处活动，最后报告给陆军方面的数字是推算年均80万－100万吨。

　　而实际情况是，第一年96万吨，第二年169万吨，第三年竟达392万吨。美国经济学家J•B•柯亨分析说，“日本每造船1吨，就有3吨被击沉，所以日本的商船队命里注定不久即将彻底消失”。他指出，日本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初期的过度自信和无计划，以及行政的拙劣和内部的利害对立”，所以“缺乏远见到了离奇的地步”。（《战时战后的日本经济》，岩波新书）

　　最后的国力判断是在东条内阁成立后由企画院作出的。企画院总裁是陆军出身的铃木贞一。铃木在1941年8月时曾报告说:“如果战争爆发，即使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产地，也肯定会遭到破坏，所以还是很难搞到石油。”但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他又提出了这样的判断: 通过实施南方作战所获得的石油与国内的储备油加在一起，“勉强能够维持自给状态”。而且他还作出了这样的说明: 如果不开战“继续维持现状，仅从物质方面的国力增长来考虑，也颇为不利”。此国力判断可以说是根据陆海军有目的地做了手脚的数字作出的，它对决定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月29日，在天皇与重臣们的恳谈中，原首相冈田启介说:“对物资的补给能力真有充分的把握吗？我甚为担心”，原首相米内光政也说:“可不要原来为了避免越来越穷，却反而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多数人对“国力”虽有不安心理，但最终没能了解美国的潜力，就贸然走上了开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