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去世除了意味着不幸之外，还意味着他的孩子可以分享他的遗产了，这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奴役的结束。儿子成人了，就可以成为继承人；如果此时女儿还没有结婚或已经离婚，她也可以成为女继承人，并且可以嫁给她所喜欢的人（虽然法律要求妇女决定自己的婚姻，表面上她们也很满意自己的状况，但实际上她们还是必须顺从父亲的安排）。当然，我们这里是假定新的女继承人并未将自己置于她们叔伯的权威之下的，因为一位严厉的叔父就可能禁止他的侄女去恋爱，而让她们做针线活。诗人贺拉斯就十分同情这些不幸女人的命运。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存在相对普遍的弑父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犯下这种可怕罪行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它不需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去进行解释。在风行告密的时代，维利斯这样写道：“在家庭内战和伴随而来的相互排挤中，妻子的忠诚度是最高的，自由人其次，奴隶再次，儿子的忠诚度就几乎为零了，因此为人父者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继续生存的希望太难了！”

　　只有真正意义的罗马男人才是自由市民，无论孤儿还是依靠法律获得自由的儿子们，不管结婚与否，他们都是“一家之主”，手中掌握着一笔巨大的遗产。就像下面奥勒斯•盖利斯记录的对话一样，在一般的道德伦理之外，一家之主还充当着另一类角色：“一个人一定要服从他的父亲吗？一些人说：是的，他们必须服从。但是，如果你的父亲要你背叛你的国家你会怎么办呢？另外一些反应极为敏捷的人说：在父亲的命令不合理的情况下，儿子不需要服从，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奥勒斯•盖利斯极为巧妙地说，还有第三类情况，它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比如选择结婚还是独身，选择某职业而不是另一职业，选择离家还是呆在家里，寻求担任公共职务或不寻求担任公共职务，只有属于这第三类情况的事父亲才有决定权。

　　遗嘱是父亲用来显示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和在社会上的威望的一种象征形式和武器。遗嘱是一种形式上的告白，人们通过立遗嘱表达自己的感情，其他人也以此对他进行评判。他选择了最合适的继承人吗？他把遗产分给所有忠实于他的人了吗？他谈到妻子的好处了吗？“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遗嘱中要提到的人，我们该分给他们多少遗产！我们的决定都是经过仔细周全的考虑的。”主人家里的人，无论近亲还是远亲，都同样希望自己能分到一份财产。遵照主人的遗嘱，有功劳的奴隶会被释放，忠诚的自由人和随从将会被永远牢记。

　　公开宣读遗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除了遗产和遗赠之外，还涉及到其他许多事，因此，遗嘱具有发布某项宣言的价值。任命代理继承人的习俗使立遗嘱者可以选定任何他所希望的人来继承他的遗产，并按照他的遗愿，把财产的一部分相应地分配给遗嘱中提及的人，这是他对另外个别人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代理继承人只有在主继承人拒绝继承财产时才能得到遗产。此外，立遗嘱人在遗嘱中甚至可能会提及他曾经痛恨过的或尊重过的人。贵族中曾经盛行把遗产分给当时某著名作家的风尚。普林尼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演说家，在他参加的每一次遗嘱宣读会上，他都会得到与朋友塔西佗同样多的钱（普林尼在此并没撒谎，在发现的一些铭文中，就有提到他名字的遗嘱）。政治家们对遗嘱也非常看重。一位元老议员的遗嘱被公开时，他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在遗嘱中他极力奉承尼禄（很显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怕他的遗嘱被视而不见并且遗产遭到国家税官的没收）。还有一些人在遗嘱中攻击那些为独裁统治卖命的自由人，甚至还会毫不客气地贬斥皇帝，而不管皇帝是尼禄还是安敦尼斯•皮尔斯。遗嘱是人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很多立遗嘱人会忍不住提前宣读他的遗嘱，让继承人继承一笔丰厚的财产，以赢得他们的尊敬。

　　在其他社会里，临终前一段时间的仪规和临终遗言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最重要的就是遗嘱，它表达了作为个人的情感；其次是碑文，它显示了死者作为社会成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