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们如何忍受这样的痛苦和耻辱呢？他们是否怒火中烧，或是制造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或战争？或者干脆听天由命？在消极被动与积极反抗之间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并且毫无疑问是贴近日常生活的办法：适应。就像坐在一个不舒服的铺位上乘普尔曼客车的游客，奴隶们调整着愤怒的情绪以减少他们所受的心灵折磨。既然不能推翻主人，那么就试着去爱他。奴隶们的黑话称主人为依普斯姆斯（十分无礼）。一个自由人告诉佩特罗尼乌斯说：“我做了40年的奴隶，然而没人能分辨出我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我尽自己所能使主人满意。他是一个富有而正直的人。在家里我与那些想让我犯错的人周旋，但最终我赢了，这要感谢我的主人！现在那是真正的优点，因为生来自由一点也不难了！”因此，一些人视奴隶身份为一种职业，力图做得更好来超过其他奴隶。

　　因为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参照，奴隶们信奉主人的价值观，崇敬他，为他服务。像偷窥狂一样，奴隶们用羡慕和鄙视的心情去监视主人的生活。他们从事主人的事业，保护他，守卫他的荣誉。如果发生暴动或内战，奴隶们就是主人的得力助手，他的战士。主人可以对女奴或男奴的情人行使初夜权，奴隶们只有忍气吞声，因为有句俗语说：“按主人的吩咐办事没什么不光彩的。”当主人要参观他的农场时，仆人的妻子自然要和主人同寝。服从是奴隶的天职，奴隶谴责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同伴。一个从前是奴隶的人对“坏”奴隶说：“你那愚蠢的主人不知道如何让你服从他。”

　　不难想像，如果被激怒，这种爱是如何变成对主人的愤慨的。由斯巴达克斯和他的追随者发动的奴隶起义却有别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想要为废除奴隶制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战。为了逃离恶劣的环境，他们像马姆鲁克或是海盗一样开始了海上冒险，想在远离罗马的地方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斯巴达克斯的前辈在西西里岛发起了叛乱。他们建立了首都安那，尊其中一员为王，甚至还有了自己的货币。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样一个奴隶建立的国家里，竟然允许奴隶制存在。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能够透过历史的帷幕看到背景的千变万化，在那里人们被吸引住了，凝视着历史剧院的厢房。其实根本就没有厢房。

　　奴隶和主人们都无法想像没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奴隶们所希望的——或者是他们中大部分所希望的（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被奴役总比自由但挨饿要好）——只是逃离苦役，获得自由。奴隶主们认为使奴隶自由是一件善事。特里马奇奥宣布说：“我的朋友，尽管命运使他们不幸，但奴隶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喝母亲的奶长大。他们也该获得自由了（但我们不要这么说来抵抗命运，因为我还不想死）。总之，我在遗嘱中将会使他们全部自由。”奴隶主通过这种言行使自己获得荣耀。他这样做不但没有削弱奴隶制的合法性，反而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力。既然自由是奴隶们所向往的，那么一个爱奴隶的奴隶主就会给他们自由身。这样做并不表示他认为奴隶制是不合理的，而是命运使然。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希望成为一个好主人。

　　使奴隶自由是美德却不是义务：这种差别决定了一切。皇帝有权判犯人死刑，当他赦免犯人时则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赦免是自由行为，而皇帝处罚犯人并没有错。开明的奴隶主认为使奴隶自由可以增强自己的权威。主人能够操纵爱，这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下属不会把主人的仁爱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主人会以两种形象出现：惩罚和宽厚。因为赦免并不是义务，所以奴隶自己不会去求情。只有像奴隶主这样的自由人才可以去为他求情。调解人劝说主人宽厚仁慈地对待奴隶们，并以此为荣，同时他也为奴隶主们在奴隶前赢得了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