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一些手段如果不是用来改善奴隶的条件的，那么就是为了德化。帝王的法规变得越来越虚伪。这些法规如今看来只不过是性道德中的一个小章节。只有奴隶主才能执行新法规赋予奴隶的道德保护。奴隶主们通过他们的父权来实现它。奴隶们在受限制的条件下被出售（例如，卖主会规定坏奴隶要带上镣铐）。当女奴隶被出售时，规定不允许她们当主人的娼妇。如果主人不顾规定，皇帝便宣布这个奴隶必须释放，买主也失去了他的财产。一个鲜为人知的道德规定是允许奴隶结婚（大约在公元200年时由德尔图良提出的）。在这之前,这些孩子似的奴隶们有家庭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后来，当婚姻被认为是道义的象征而非权力的象征时，它就对奴隶们开放了。

　　文摘中提及了大量关于结了婚的奴隶的事。迈克•富克特在穆索尼斯中发现了最早的关于结了婚的奴隶的记载。记住，婚姻是一种以私人仪式为标志的决定，因为奴隶婚姻是习俗的进化而不是法律的革新。

　　道德发生了衍变。罗马共和国的自由人以前对奴隶或对自己都很苛刻，因为他们的责任感建立在市民地位的基础上，不是错误而是道德意识的产物。奴隶的道德观和市民的大不相同。一个辩论家说：“对通奸罪的纵容在自由人中是不名誉的。对自由人来说，尊敬他的主人是因为心存感激。对奴隶来说，善良、单纯是他们的本分。”但现在德化似乎来自于人类的良知。奴隶还是奴隶，但伦理已经举世公认。在专制情况下，奴隶主在不同时期对奴隶制有不同的认识。在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黑人奴隶举行洗礼，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生灵都有灵魂。这对他们的权威丝毫没有损失。罗马帝国盛行的道德逐步从“大众的人”观念转到了“内心的人”。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对此新概念有不同的说法，这同样也影响了奴隶们的观念。奴隶们的内心世界不再仅限于对主人的一味服从，他们已成为有道德意识的人。他对主人的服从出于对自己责任的忠心，同样也出于道德责任感。因为允许奴隶结婚，所以他对妻子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可以养育孩子，所以对孩子也得负责任。孩子实际上是他的，尽管他们不容置疑地都属于奴隶主。法律和文学资料证实了这种流行趋势：不允许分离奴隶的家庭，不能单独出卖丈夫而留下妻子和孩子。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墓志铭显现了一种趋势，人们正式地埋葬奴隶而不是让他们暴尸荒野或是让其他奴隶埋葬他们。

　　奴隶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关于它的一切都变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变化归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未免太乐观了。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安全阀也太过迂腐。它们是盛行的道德规范发生自发变化的表象。关键在于罗马社会无力质疑甚至减缓奴隶制的残酷性。形式上让奴隶结婚，这样做很好地保持了奴隶主作为法官的家长式权威。但这种形式丝毫没有改变奴隶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身心折磨或专制。

　　伦理学家们包括斯多葛派学者所能达到的层次不过如此。一些学者所说的关于斯多葛派对奴隶制的态度，只是我们自己的道德观的反映。塞内卡认为，奴隶制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个人的不幸。战争期间，就算是贵族也可能沦为奴隶。是上天安排每个人的命运。那么，好人的责任是什么呢？无论他是谁，做自己该做的事，皇帝、市民或奴隶都一样。如果他是奴隶主，他也应该做个好主人。罗马人十分尊敬好主人和好丈夫。当时的哲学从许多人中吸取了这种美德，同时又把这种美德作为一种责任强加于所有的智者。因此，塞内卡要他的门徒做一个对“低微的朋友”（他的仆人们）友好的奴隶主。如果他屈尊，亲自给奴隶们上课，他会教他们做一个好奴隶——就像圣保罗和艾彼科蒂塔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