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由仅限于给予奴隶自由之身协议的规定之内，一度为奴的自由民在主人的权威下，仅有象征性的自由。罗马人喜好做出一些家长式的模糊表态和唠叨。自由民有类似儿子的责任，对他以往的主人要孝顺，那个家族的姓氏已成为他自己的姓氏。曾经为奴者要求一天至少要到以往主人家里两次，向他的主人请安问好。但是这种责任往往被弃置不顾，孝敬是要求自由民以付出他们的人格为代价的，然而，奇斯泰利尼则证明了这一幕是多么的残酷。自由民被这种无形而沉重的枷锁弄得愤愤不平，这种形式上的关系本应未置可否，现在却强人所难。主人知道他的权力在这些过去的奴隶身上是消失殆尽了。如果自由民不继续对主人心存惧意、害怕他，主人会不断向他施加压力。这些过分延长的人为关系特别令奴隶们厌烦，因为他们是靠为主人完成某种具体事务后才换来自由之身的。自由民不像佃户，不再每天早晨给主人进行仪式般的问候，而且经常应邀同主人一起进餐。在这种场合下，他经常发现主人的沙发边尽是些佃户们的老面孔。进餐时的争执，通常是对主子效忠的这些人，各执一端，分成两派进行论争，家臣间地位的不平等是很平常的。由于主人的注目，较穷的佃户同那些一度为奴的富有者经常进行愤愤不平的争论。诗人尤为纳利斯和马修尔为了生存，尽量减少了去赴那些名流的宴会的次数，讨厌那些富有的、一度为奴的自由民和希腊佃户们，因为他们把他当作争风吃醋的对手。

　　正如弗隆托所说的那样，“一场”宴会由佃户、感恩戴德的自由民组成，富豪家之所以这样设置，目的在于引起公众的注目，并且这样的宴会被认为是非常有必要且值得的。办这样一场宴会来表明自己属于统治阶层的门第。一个非常富有、一度为奴的自由民写到“我有许多佃户”，以此来证明他的成功。佃户是什么呢？一个自由民参加他领主的宴会，等于当众宣布他是主人的佃户。他可能富有或贫穷、寒酸或权势显赫。有时他甚至远比他尊敬的主人有权势得多。在这里至少有四种类型的佃户：一类依靠他们主人的保护从而在公众生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另一类从事的事务与主人在政治上的影响息息相关，他们企盼从主人的成功中获取巨额利润；第三类是贫穷、率直任性之人，如诗人、哲人。这些人多为希腊人，生活没有着落，只能指望主人们提供一些生活来源。但他们不是一般平民，他们发现在没有权势的人的保护下生活，工作会很没面子。最后一类是有权有势的佃户，他们和他们的户主在一个圈子里自由出入，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主人的遗嘱里，户主感谢他们对他的殷勤好意。最后一类可能包括一些主要政治名流和王室自由民、有权有势的当政者，而且一个富有的、没有后代的老人可能还有许多这种类型的佃户。

　　这便是那些混杂的人群。每天早晨公鸡鸣叫，罗马人刚刚从梦中醒来时，这些人便按规定的顺序，早早排队等候在主人的门前。人数有时以十计，有时数以百计，一些贵族邻居的门前也被一些人围住，但相比之下，人要少一些。在帝国远离罗马的一些城市里，一些有权有势的乡村贵族也有他们的扈从，一个很有影响的人被他的女门客和自己的好友团团围住的情形早已见多不怪。但是罗马人把这种细微的礼节习惯上升为一种制度和仪式。比尔图斯写到：那些毫无地位的拜访者，几乎没有人来接待他们。一个身为他人佃户的人的一举一动被人肆意地谈论着，这些人以此来提高他自己的重要性和突出他主人的影响力。人们喜欢称自己是“某某人的佃户”或“一个家族的什么家人”，那些不是平民的人甚至出资在公共广场或主人的家里为他的主人立一尊塑像，在塑像的底部刻上主人的官职和自己的名字。精明的主人在称呼佃户时，更多的是用“朋友”而不是“佃户”一词。“朋友”变为“佃户”一词的褒义同义词。

　　每天早晨的请安是一项例行仪式：不这样做意味着拒绝承担佃户的责任。佃户穿着礼服排着长队，每个拜访者带一件象征性的礼物，这能让最穷的佃户那天有饭可吃。事实上，这种方式是取代早期那种仅分发食物的形式。佃户获准进入前庭，按照与市民组织中近似的身份等级顺序，依次鱼贯而入，而且这种顺序似乎一成不变。进餐时也是如此，按照客人不同的身份级别提供不同的餐具和不同规格的酒，而且这些是严格依据他们身份地位的高下进行的，在象征意义上强化了这种等级制度。主人也并非单单得到他某个朋友的问候，他允许一部分罗马社会人士进入他的家庭，并看重官职和地位的差异性。他对部分人施加道德影响，在行为礼仪方面他要远远超过他的佃民们，贺拉斯在他的书中写到：“一个富有的主人像一位好母亲那样来束缚你，要求你比他的知识更为渊博，德行更为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