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最不起眼的城市里，无论它是讲拉丁语、希腊语，甚至凯尔特语或叙利亚语，现在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古代公共建筑中的大多数，都是由古代的当地要人掏腰包建造的。这些人士同属一类，每天自掏腰包出钱为公众建造一些大众景点，取悦平民大众。毫无例外，每一个就职市政职位的人都要付给城市金库一笔钱，这些钱用于资助建造一些景点，在他任职期或别的就任者任职时会建造一些公共建筑物。如果一位在任者发现自己正处于经济困境，他可能作一些书面的安排，许诺他或他的继任者将会拿出一笔资金，来进行投资建筑。不仅如此，除了政府官员，名人也会自发地建造一些建筑物、角斗士格斗场，举办公共宴会来款待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民众们。这种捐赠在罗马比在今天的美国更为寻常。不同之处在于，罗马富人的资助，几乎多用来装饰城市、增加民用娱乐设施。几乎大多数双围剧院、富人的石制纪念碑，均由那些庇护人负责赠送，他们借此在这个城市留下无数个标志物。

　　这些礼物是显示个人的慷慨还是因为身居官职的产物呢？两者皆是，其比例因捐献目的的不同而异，每一例均有独特之处。对部分富人而言，他们可以借此炫耀他们的财产，这渐渐被他们所在城市的富裕市民视为一种自身的责任。城市迫使有级别的富人形成一种习惯，不时做一些他们一直喜欢做的事情。借着他们慷慨的礼赠，名人们显示了他们身为统治阶层的身份、地位，讽刺诗人嘲笑这些没落富人的矫揉造作。富人加紧为周围的民众们提供景物，城市市民渐渐习惯了某种级别的公众奢侈行为，他们也认为理应如此。每一年的官员提名，均提供了这种场合。每一年每个城市的各种戏剧不断上演，与此同时，财富也不断被发现，并悄悄流入官员的口袋。每一个委员会委员都不愿自己比他的同僚寒酸，或承认某某人是一个富有而大方的人。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当然接受别人要求他做某一官职的请求，很显然，为了公众开心，他也慷慨大方起来，毫不吝啬。但是，被选之人可能抱怨，他事实上已经拥有了那个职位，两者中坚持的一方将赢得这场争执，在僵持不下时，省级官员可能出面干预。这个城市百姓关注他们的既得利益，以欢呼就任者的姿态悄悄地介入其中，并颂扬就任者的慷慨和大方，以全体一致通过的形式来欢呼他、选任他，让他荣登宝座。或者，一个意想不到的庇护人挺身而出，主动给这个城市帮助，整个城市可能因此而对他心存感激，让城市委员会提名让他就任一些当地高级级别的职位，或奖励他一个特殊的头衔，比如“城市主人”、“城市之父”或“品德高尚、慷慨大方的慈善家”。这一头衔可能刻在这个人的墓碑上，或者，这个城市可能投票决定为它的慈善家树立一尊雕像。当然，所需费用由他本人心甘情愿地承担。

　　这些例子解释了为什么周遭的市民们很自然地停止选举当地的贵族们。相反，人员是由城市委员会里的寡头政治家们任命的，他们从自己的阶层选择官员。问题是候选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为任职与其说是去做官，倒不如说是去分发钱财。这些人愿意让其委员会牺牲自己成员中的一个；最好的候选人是那个同意出资的人。显要们之所以醉心于在这种令人生畏的职位中获取满足感，就在于这个城市仍然归属他，且他为它花费颇多。作为回报，这个阶层掌握着获取帝国税款这一有利优势，他们会把这种税务更多地转嫁到穷苦农民身上。每个城市的人都有两种阵营：显要人物付出，平民百姓接受。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一次也没有出资修建公用建筑或举办宴会，他不可能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这是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们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他也是一个寡头政治家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父亲的名望赋予他儿子某种道德上的责任，他也被希望做出某种捐赠，仅仅因为他是他父亲的继承人而已。在寻找某个牺牲者时，城市总是优先考虑那些先父做过高官的人，希望他们的儿子也能仿效他们父亲的慷慨大方之举。如果在位者没有儿子，市政委员们就腾出位置来，让那些商人的后裔进入他们这一阶层。很明显，那些人在投入巨额钱财后，会被任命为某一官职。

　　显赫人物们容忍这种体制存在，仅因为习俗迫使他们这样做。抗议和默许一样平常，中央政府也对此心存疑虑。为确保自己的名声，政府有时也寻求显贵们的支持，去遏止潮水般的要求。要求显贵人物对百姓进行安抚，让他们清除不快和放心。在另外一些时刻，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企图阻止富人们那种强烈的癖好——一种夸耀式的自我财富展示。为城市提供一个新的桥墩不是比出资搞一个节日有意义吗？这种意图在于将他们感兴趣的一切给予百姓，或者满足捐赠者的虚荣感而建造一些建筑物。只有在饥荒时期，百姓们才想起让他们的长官们把他们仓库里的谷物便宜地卖给他们一些。富人们为他们周遭市民的娱乐出资，是出自一种?民精神，为建筑物出资则是为了炫耀。市民精神和炫耀——这一孪生兄弟根植于“永获主义”之中，模糊了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