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是自发的，市民精神则意味着责任。赋予的责任是矛盾的，在于捐赠者给予这个城市的比其从这个城市得到的要多得多，而现代国家的公民仅要求他们去缴纳应付的税款，哪怕是一分一厘。而且希腊城市、罗马城市均按这种模式建立，形成一种原则，或一种理想目标。当难以达到一致时，可能就会像现代政党对待其公民那样，采取军事行动。热情是一切或什么也不是，政党成员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古代城市希望富有的市民显示出类似的奉献精神，这将让我们偏离主旨去解释为什么这种奉献主要是为娱乐出巨额费用（简言之，官员们发现拒绝为一些效忠之举的活动出资的请求是最为困难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人为纪念城市某神，发起一种节日或建造公共景观，他总是对公众财产做出一份贡献）。

　　除了市民责任，这里还有贵族人士的夸耀。富人们总是考虑到自己的公众形象，他们要求周遭市民参加他们儿女的婚礼。如果某一富人的父亲死了，整个城市都被邀请参加葬礼宴会或进行角斗士格斗比赛以纪念死者。这些奢侈行为很快成为一种义务，在整个城市里，任何显贵的儿子举行第一次成人仪式或者迎娶新妻，都希望其举行一个公众庆典或捐赠一些钱财给这个城市。如果他想逃脱这种责任，那就不得不躲避于他的某个庄园，在那里举行他的婚礼，但是这样做，意味着完全放弃公众生活领域，逐渐为人遗忘。贵族们是些沽名钓誉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名声长久地保存下去，他们不仅仅给市民一些短暂的快乐，还在建造的建筑物上刻上他们的名字，或者他们设立永久的基金，这是一种时髦的形式，每年在创办者的生日那天，城市用由创办者提供的钱来进行纪念他的庆典活动，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是早已预备好了的。有时，某个节日以富裕的捐赠人的名字命名，以他的名义来进行庆祝他的某项活动。

　　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富人们，都以所有这些方式来证明他们身为当地名流的身份。一个显贵不再是一个个人，这些明星们被他们的追随者所淹没。出资者与他们的城市间的关系，是一种面对面的接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在这一点上，出资者同其所在城市间的关系，同罗马共和国里普通市民与行政官员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这些领导人面对着群众，站在演讲台上做出各种决定，清楚可见，像过去的将军那样，在战场做出各种指挥决定。想让这种共和国的传统继续下去，就得经常在圆形剧场和竞技场里露面，在这些地方，平民们可以审视他们，揣度他们所代表的是否是公众意愿：平民才是真正的法官。

　　城市显贵们的命运是相似的。在突尼斯的一个小镇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幅镶嵌画，上有一位当地有权势的显贵叫马赫鲁斯，在庆祝他的慷慨之举。这幅画作为装饰物放在他的前厅，描述了4个角斗士同4只豹子的战斗。每个角斗士的名字记录在他的画像边，4只动物的名字也是如此安置的。这幅镶嵌画不仅仅是装饰物，它真实地记录了马赫鲁斯自掏腰包举行公众庆典的事情，也记载了公众们的欢呼场面。公众对他的慷慨之举极尽溢美之词：“马赫鲁斯！希望你的行为让那些后来者也能仿效！希望你的前任也能留心！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别的人能像你一样做那么多？你提供了一个可与首都罗马相符的景观！你自掏腰包！今天是你伟大的日子！马赫鲁斯是出资人！你是真正的富有者！有权势的人！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现在一切结束了，给这些斗士们一些额外的奖赏，送他们上路吧！”马赫鲁斯同意了这个请求。这幅画显示了他在角斗场送给4个角斗者满满4袋银子的画面（每包银子都标明了数量）。

　　公众的欢呼声之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市政委员会奖励给这位显赫人物的一些头衔和荣誉称号。尽管是被迫地赠予这些荣誉，但是城市委员会有权决定哪些人享有这些荣誉称号。一个显赫人物可以通过把他的慷慨之物奉献给这个城市，而让他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光荣的头衔会奖励给那些捐资者，他也会因此就任某项公职。这些头衔并不比革命前的法国的那些头衔逊色多少，这会激起人们更大的热情。罗马帝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贵族阶层的市民模仿之举的例子，非常奇特而矛盾。世袭的贵族身份，必须通过对某种炫耀性的市民精神的展示而得到认同。在市民设置的规则中，他的慷慨之举让他与众不同。同其所在城市里的平民相比，他要优秀许多。显贵人物是一类重要人物，在同城的市民眼里，他与其身份相符，市民从他的发达中受益颇多。对于自己本地的儿孙们的奉献之举，城市既是受益者，也是一名评委。百姓对于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非常清楚，他们经常由这些公众景观想到，他们是受到了尊重呢，还是受到了捐赠者的侮辱呢？佩特罗尼乌斯有一句谚语嘲笑其中的一个观众，就很好地把握了这名观众的感情：“他给我一项景观，而且我为之欢呼，我们甚至袖手旁观。”因而，爱国式的奉献同野心一样，均是为了个人荣誉。在罗马共和国里，元老阶层靠举办公众宴会和建筑大型景观来获取名望，与其说在腐蚀选举者，倒不如说在取悦大众。甚至在选举高级职位这一形式消失后，他们仍然延续着这一传统。乔治说:“自我利益的野心背后，通常会激起被人称为公正之心的抱负，寻求公众对他这种行为的支持，满足于此而别无他求。”